导演万玛才旦的新作《气球》。图为电影海报。

　　一个家里已经有了三个男孩，母亲能不克决意不要肚子里的第四个孩子？影片《气球》的抵牾爆发在这个点，让它在当下的语境里很容易得到女性主义态度的解读，性其余视角和议题甚至盖过了导演在影片一起头锐意凸显的意象——生命的繁殖和衰亡，新生和死去的相持，是凌驾于性别和物种的。当然，事关生命的制造与繁育，女性在此中遭受的逆境和痛苦总是成倍于男性所包袱的。影片激发了一个有痛感的两性议题，尽管它的着力点并不在此。

　　《气球》是导演万玛才旦的新作，像他之前的几多作品，这电影来自他创作的小说。在他的故事里，主角的名字在藏文里是有深意的。好比《塔洛》，意思是逃离者，那是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牧羊人进城拍身份证照，却终于在城里的天下迷失了自我认知。好比《撞死了一只羊》里，卡车司机和杀手都叫“金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援助”，一个男人在他杂沓的梦里，替一个同名的男人完成了对方的心愿。这次的女主角叫“卓嘎”，在藏语里，这是“意志坚强的莲花”。万玛才旦塑造了这些看似并无共同点的男人女人，盲目的人，放不下执念的人，坚决的人，而他们共同的逆境是被两个时而交融、时而撕扯的天下夹击着：一个是精力维系的信仰天下，那是过去与如今、死者与生者、神鬼和日常共存的天下；另一个是翻天覆地的物质天下，摩托车代替了马匹，牧羊人走进KTV，小喇嘛着迷于《西游记》。

　　在卓嘎的逆境里，有关女性身材自主权的性别议题和陈旧的生命观含混地轇轕在一起，女大夫劝卓嘎放弃孩子，这是女性的态度，更是“今世性”“科学理性”天下的立场；而包括卓嘎妹妹在内的家人，坚信未出世的孩子是“死去亲人的转世”。

　　小说《气球》发表于2017年，那一年，张杨导演的电影《冈仁波齐》不测成为影市爆款，票房过亿元，无数城市观众在这部记录藏人朝圣之路的影片里，依靠了“诗与远方”的想象的救赎。《冈仁波齐》的贸易成功让“西藏”又一次成为创作的热词，而许久以来，那片高原总是被刻画成贞洁的圣地，一块尚未被现代的物欲和消费主义所问鼎的飞地。“诗与远方”这类故事之所以糟糕，在于它们是盲人摸象般不完备的。

　　在这个意义上，万玛才旦写作和拍摄的“藏地故事”，是一种还击。他首先还击的是外部视角下的奇观叙事，当《静静的嘛呢石》展现时，有评论认为这是“藏族导演把藏族真实的生活铺展于银幕”，很快，在他后续的作品中，敏锐的观众能感受到，上述的评论自己也是导演要还击的——他拒绝去陈设天然主义的“日常”，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实际的，不如说是寓言的，用日常的细节组装出隐喻的团体。万玛才旦曾说，他所有的创作起点是“用我的方式讲故乡的故事”，他是个喜好讲故事的人，故事产生的现场和讲演的现场，往往是荒诞的喜剧感与撕裂的悲剧感同在。这马虎要追溯到万玛才旦在西北民族大学求学时的心理体验：一边是唯物主义的知识系统，另一边是唯心主义的陈旧学科，哪头都不克落下。他在两个天下之间游走，一个界线上的人，反复地书写起界线的消融和碰撞——

　　小喇嘛的生活被寺庙和家分成两半，庙里的老喇嘛静静地刻嘛呢石，回家的小喇嘛看着哥哥穿戴牛仔裤在晒谷场上跳迪斯科；藏族姑娘始终没能找到她的“智美更登王子”，她随外村夫走了很远的路，只看到村里的藏梨园子人去楼空；老牧羊人心爱的藏獒被儿子高价卖给狗贩子，成为城里富人的宠物；剪掉了辫子的牧羊人在声色犬马的天下里遗失了本身的“身份”……

　　一个因为信仰的支配而具有魔幻和超实际色彩的文化，被今世理性以及富裕的物质主义渗入，万玛才旦在此中看到了混沌，也看到了诗意和温柔。接头是存在的，痛苦也是存在的，但并不是一个天下吞噬另一个、一个天下拒绝另一个这样节减卤莽的二元论。他置身其间，感受信仰和世俗的拉锯，未免动摇和惶惶；但他也不止一次地公开表达过，享受着今世文化的人们要求储存一个贞洁原始的“结界”，“世外桃源”的理想是不人道的。

　　左右犯难的卓嘎会做出什么样的决意？《气球》留下开放式的结尾，这存了息争的进展，有触犯、有摩擦，又无法避免互相渗透的两个天下，能够在某些时刻杀青交融的共识。就像他返乡时的那点感触——纵然人、事、物都变了，但山坡还在，地皮不变。（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