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囊》剧照 李晏摄 

　　《皮囊》是一部令人感受颇为复杂的戏。想来，在由青春、乡愁、血缘、传统等构成的散文化叙事中，总有某一点能戳中观众。然而，作为一部戏剧作品，它还不克让人满足。因为，无论非捏造、地区特色、“岁月是主角”等噱头，照样“诗意实际主义”的标签，都未能成为它的血肉。

　　《皮囊》由王婷婷导演，改编自蔡崇达同名散文集。无疑，要完成从散文集到舞台剧的超过是有难度的，创作者的勇气着实可嘉。而跨体裁创作、原著脱销四百万册、上演筹整齐再延期等，更让观众有来由翘首以盼。

　　全剧分为两场。上半场着重示意小镇少年的青春苦闷——黑狗达想阔别这个“破处所”的强烈慷慨和小同伴们对皮相天下的共同向往；下半场，我们看到得到初阶成功的主人公衣锦回籍，在故乡、家庭一仍其旧的窒息感中，抗拒一贯的逃离念头，最终与亲人、故乡息争。

　　上半场中，那种小村镇迟钝的日常、成年人对宗族生活地位的重视、彩礼嫁奁等日常生活法则、拜关公等虔诚的民间信仰、少年们莫名的青春苦闷，不禁让人遐想到《宝岛一村》。但与《宝岛一村》相比，《皮囊》显得薄弱。《宝岛一村》的少年生活，不经意间便承载了汗青、政治的重量，孩子们的秘密和父辈的热望共同构成了“家”的复杂滋味，“成长”因此也成了更有内容的广诳言题。而《皮囊》的成长片段则缺乏内在精力线索，只是记忆散点，仿佛阿妈想盖的屋子，有了框架却缺乏活色生香的生活内容。这让黑狗达的成长未能在寻常中生出某些不寻常。整个上半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少年们的香港想象。那段热烈的想象一方面令人讶异于80后少年的生活历程和认知居然与70后险些无异——香港依然是一个洋气香艳、令人心驰神往的所在；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福建沿海村镇为代表的中国大多数村镇生活的闭塞，令人颇感心酸。

　　较之于上半场，《皮囊》下半场的接头强烈起来。离家八年的黑狗达返回家乡，最动人的部门是与阿妈的接头。家庭抵牾以极残暴的样貌展现，一个强似一个地凶悍。带钱回归的儿子险些是一家之主，要用剩下的钱带阿爸去北京看病，而阿妈熬过生活的重重魔难、盼望经由盖屋子“站起来”的心愿和以死相胁的蛮劲儿，让黑狗达溃败。理性和情感即是如此纠纷不清，难分对错胜负。家庭接头是下半场最令人惊心动魄的部门，比文展不复昔时豪情、张标致被“围剿”等更具层次感和复杂性。阿妈肯定要盖屋子、阿爸的名字肯定要刻在宗祠墙上而非写在纸上，这些热烈、坚决的人生愿望，以弗成动摇的姿态生长。作为儿子的黑狗达没有选择。谁的人生不是“一口吻”在支撑？这身皮囊下，争气，是一种人生立场，有时基本无理可讲，因为只是方式分歧而已。

　　遗憾的是，上述重点大多是阐发出来的，舞台上多蜻蜓点水。因为还有更多的记忆散点要在舞台上被走马观花，也还有更“综合”的舞台伎俩要得到表现。其实，这部散文化的、示意人生体验和况味的作品，舞台越洁净、越舒适越好。舞台手艺，尤其多媒体投影的广泛利用、示意人物内心震荡的狂放音乐等，让《皮囊》的舞台经常陡然花哨起来。上半场香港想象中动漫化的多媒体后景，下半场黑狗达想逃离前求问神明时那无处不在的观音面相投影，张标致被“围剿”时的影像增补等，都显得喧闹。尤其黑狗达再见到张标致时，那三番两次的强烈音乐和夸张的肢体动作，以及黑狗达拜神得到内心启示的刹时，从舞台后方斜铺过来的从小到大的一圈圈定点光，都过分轻易地外化了人物内心。舞台满了，人物空了。外化真是个不大容易操作的手段，明确和火急会把它酿成浅化。通观全剧，导演用的对照好的外化元素是那首现场演唱的主题歌，从爸爸口袋里给“我”留了一颗糖到“我”给爸爸留一颗糖，既极为抒情地代主人公倾诉，也一笔勾画出岁月流转、角色调换的常态人生。想到上半场开场时儿子等父亲、下半场开场时父亲等儿子的设计，此中的人生况味在这首歌中更是百转千回。尤其下半场，当空寂的舞台一角，只有歌手在低唱，暗转之时的掌声即是最好的戏院回音。

　　剧终，蔡崇达原作中最戳人的“金句”一字一字被打在那两扇仿佛人生之门的伟大立柱上——“途经我们生命的每个人，都介入了我们，并最终构成了我们自己。”如果说创作者是在用这句话点题，夸大剧作示意的是“每个人”介入的主人公的生命历程，那么，这个生命历程中最紧张的线索是什么？戏剧焦点又是什么？支点不实导致的叙事碎片化，让《皮囊》既不是青春故事，亦不是乡愁书写，不是“回不去的故乡”的感叹，重点也不在传统中国家庭和宗族关联的文化再现。即便剧作只是一种散文化的视察和记录，也应避免浮光掠影，因为记忆和回味也必要饱满的血肉和有力的灵魂。况且多媒体手艺和偶尔的喜剧伎俩，又在时时冲淡这种散文化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