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宋代的贸易与商人，不克不提宋朝社会的“全民皆商”现象。当然，“全民皆商”是夸张的说法，不过宋代确实展现了分歧社会群体竞相投身于贸易的热潮，诚如一首宋诗所描述：“短袴长衫白苎巾，咿咿月下急推轮。洛阳路上相逢著，尽是经贸易务人。” 这些“经贸易务人”来自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体：宗室贵族、官僚、军人、士人、和尚、农人，等等。

按宋朝立法，任何布衣都能够从事贸易，惟宗室贵族、官僚不允许做生意，因为他们都是食禄之人，做生意便是与民争利：“朝廷所以条粗略官户，如租佃田宅，断卖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布衣，皆有常禁。” 但在究竟上，禁粗略沦为一纸空文，许多宋朝官员都参与商人之列，生活在北宋中叶的王安石发现，“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官小者，贩鬻托钵人，无所不为。” 差不多同时代的蔡襄也说，“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其时仕宦之人，粗有节义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否则，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复，日取富足。”

宗室子弟虽是天潢贵胄，也甘为商贾事。北宋时，“诸王邸多殖产市井，日取其资”；南宋时，宗室子弟“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与商贾皂隶为伍” ，栖身在泉州的赵氏宗支，投资国外商业者，比比皆是。

宋朝士子并非一心只知读圣贤书，有经济思想者不知凡几。南宋时，每逢大比之年，世界士子都早早来莅临安城，惟四川士子姗姗来迟，何故？原来“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其实不单四川士子如此，其他处所的读书人也都借着赴试的机会，将家乡的土特产带到京城货卖：“各乡奇巧土物，都担戴来京都货卖，买物回程”，这些赴试的士人“不下万余人，骈集都城，铺席业务如市”。而在唐代，士与商是两个近乎绝缘的群体，商人不准列入科举，士子也耻于与商贾为伍，五品以上官员甚至“不得入市” ，连市场都弗成以进去。

随船押运官物的宋朝士兵也是多借纲运之机私贩商货，这类记实在《宋会要辑稿》中屡见不鲜：“成都府钱帛盐货纲运，访闻押纲使臣并随船人兵，多冒带物货、私盐”；“江湖路装粮重船，多是在路业务，违程住滞”；“押纲之人，多是恳求而得，往往沿路移易官物，于所至州县收买出产物货，节次变卖，以规利钱”；“诸路合发上供钱粮、金银、匹帛、杂物等纲，在路多是妄作缘故，住岸贩卖”。

盛唐时期，弃农从商是法律禁止的，唐太宗曾下诏：“民有见业农者，不得转为工贾。” 但到了晚唐—两宋时期，农人弃耕从商，可能半耕半商就是寻常事了，“客行野田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 ——这是唐中后期的情形；“方本日下之人，狃于工商之利，而不喜于农，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无能，然后安于田亩而不去。” ——这是两宋时期的情形。让我再举一个实例：南宋时的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大半在外”，州当局也许为了避免地步抛荒，“欲出榜招召，务令疾速归业；如贪恋作商，不肯回来，其田权许人请射（承佃耕种）”，想收回外出做生意的农人的产权。但朝廷最终没有赞成，因为户部认为，“商人田产，身虽在外；家有承管，见今输送二税，难许人请射。” 珍爱了做生意农人的产权，也认可农民兼业的实际。

就连方外之人也卷入到贸易潮流中来。在岭南，依内地风俗，“市井坐估，多和尚为之，率皆致富”；在京师，位于东京汴河边的大相国寺是最大的贸易生意中心之一，“每月五次开放万姓生意”，“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生意，皆萃此中，四方趋京师以货品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在这里做业务的交易中，便有和尚、尼姑；在成都，大慈寺也是“地居冲会，百工列肆，市声如雷”，是成都“十二月市”的紧张生意平台。宋人并不认为尘世的哗闹、市井的热闹会废弛佛家的清净，反而认为，这恰恰是人间繁华的示意：“以游观之多，而知一方之乐也；以施予之多，而知民生之给也；以兴葺之多，而知宁靖之久也。”

女性做生意也不少见。宋人条记《鸡肋编》记述了一个开茶坊的少妇：“尝泊舟严州城下，有茶室妇人少艾，鲜衣靓妆，银钗簪花，其门户金漆雅洁，乃取寝衣铺几上，捕虱投口中，几不辍手，旁与人笑语，不为羞。”放在今日，也许率会成为网红式的“茶坊西施”。临安闻名小吃“宋五嫂鱼羹”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女子，叫宋五嫂，原本是“汴京酒家妇，善作鱼羹”，宋室南渡后，南下寓居杭州，继承卖鱼羹，因为技术很好，“人竞市之，遂成富媪” 。宋诗“九市官街新筑成，青裙贩妇步盈盈”、“忆昔剪茅长桥滨，朱娘酒店相为邻”、“门前健妇能招商，茗碗角铒邀人赏” ，写的都是活泼于市井的女商人。还有一位宋朝诗人写了一首长诗，歌咏巾帼不让须眉的闽南商女：“……插花作牙侩，城市称雄霸。梳头半列肆，笑语皆机诈。新奇弄浓妆，齐集持物价。愚夫与庸奴，垂头受凌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