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再起时》是对特定香港旧事的钩沉，也是对一段香港电影旧事的追忆。影片正面呈现了特定年代里，宗族式运行的“警匪一家”不单没有救济被港英当局抛弃的华人，反而成为了另一种特权群体。图为该片海报。

　　■本报记者 柳青

　　梁朝伟和郭富城主演的《风再起时》，拍摄于2017年，差不多统一时候，导演王晶在拍摄相通题材的《追龙》，主演是刘德华和甄子丹。

　　王晶是精于用“娱乐乱炖”赚钱的老江湖，出人料想地认真拍出一部回望香港汗青和香港电影汗青的正剧，《追龙》在2018年公映，票房5.77亿元，是王晶“老来正名”叫座又叫好的作品。从此数年，王晶故技重施，恨不克薅尽《追龙》IP的羊毛，接二连三地拍续集和衍生剧，翻来覆去炒“港英末期华人侦探”“警匪勾搭”“廉政公署”相关的冷饭，未免让观众对这段香港旧事感到委顿。

　　《风再起时》则蛰伏六年，片长从最初的6小时一再剪到影院版2小时20分钟，最终，姗姗来迟的公映成冷映，上映一周，票房不到5000万元。在某种意义上，《风再起时》确实是导演翁子光写给香港汗青和香港电影汗青的情书，“情书”注定私密，不克在公共娱乐的当下的电影市场引发回响，也算正常。

　　与1970年代香港转型有关的叙事，既可大而化之事关宏观层面香港的身份认同，也派生了太多市井江湖的传奇，以至于“枭雄片”成为香港电影里一支奇葩的类型片。《追龙》和《风再起时》走过分歧的路径，奔着相似的目标，试图打开“处所叙事”的格局，在乡愁感怀的江湖恩怨之外，思虑特定汗青时期下的畸形宗族社会形态怎样转身进入今世的进程。但它们也都没能真正扛起这样的使命，前者老气横秋，耽于年迈的怨艾，后者少年意气，陷溺于文艺腔的意乱情迷。抛开贸易因素，两部影片都是不敷成功的，它们在分歧的方向前功尽弃。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只能局限于香港处所戏的“枭雄旧事”，是要讲到终点了。

　　香港旧事和香港电影旧事

　　在港英当局的末期，华人高级警探怎样以灰色身份斡旋于英国政客和内陆社团之间，帮派的发迹如何稠浊着民族意识的兴起，这些不单是书写香港汗青无法回避的段落，也构成了香港电影史中极为紧张的篇章。所以，《风再起时》是对特定香港旧事的钩沉，也是对一段香港电影旧事的追忆。

　　1980年代末，香港电影迎来真正兴旺的制作期，也即是在这个时期，作为“超级英雄片”亚种的“枭雄片”发达起来。枭雄片一头接续功夫片的传统，侠以武违禁，另一头拓开英雄叙事的界线，有瑕疵的“反英雄”成为主角。正是在这样的语境里，逆袭的小警察和教材气的年老这两种形象在消费主义的电影市场里，成为各色各样“庶民欲望”的投射。

　　1991年，经廉政公署十多年的努力，香港警界已经创建起廉洁、专业的正面形象，这一年，往日黑帮年老吴锡豪因肝癌假释，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影《跛豪》上映，仅在香港一地票房跨越3800万元。吕良伟饰演跛豪，表演风格模仿1930年代美国黑色电影里的黑帮分子，尤其近似霍华德·霍克斯电影里的保罗·穆尼。跛豪的缺陷如此明显，他是带着些原始兽性在身上的恶人，贪心、夸诞、癫狂，即就是这样，观众对他发生了复杂的认同：一个一无所有的移民，一个毫无机会的底层烂仔，靠纯粹的胆量践行杀人放火金腰带的翻身。

　　《五亿探长雷洛传》紧随《跛豪》上映。雷洛的原型吕乐，即是吴锡豪的好兄弟和珍爱伞。片名节减直接，点出腐败警长贪污数量之巨。正在成为“天王”的刘德华出演了雷洛，电影没有回避雷洛弗成避免的道德沦落，但刘德华的外形均衡甚至遮掩了这个人物暗中的一面，观众选择看到的是一个被打压的华人青年为了对抗港英当局的种族漠视和显见不公的秩序，联合了底层的同胞，在黑帮情义和宗族血缘的根蒂上，创建了一整套相通家眷企业的管理体制，也借此实现他个人的阶级跃迁。

　　江湖恩怨的通俗叙事难以转向文艺正典

　　雷洛和跛豪的形象，是香港电影对汗青的解构和重写。枭雄们的故事，把港英当局末期底层华人的逆境娱乐化，也把超越法度的欲望正当化了，尤其是“民族自尊”和“江湖道义”，遮蔽可能淡化了剧中人欲望底色的暗中。因为种族的区隔而无法享有“法治”的处所，“家法”被合理化，家法护卫下的欲望实现也被合理化。这奠定了那个时代香港电影贸易成功的根蒂：歌颂欲望以及欲望实现的过程，滔滔尘世的通俗剧不思量道德层面的救赎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