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是影视创作的一个传统，近些年的改编作品有一个新趋向：一批被媒体广泛报道、且发生时间较近的社会事件成为改编素材，当影视剧播出时，关于真实事件的讨论尚未平息，甚至仍在发生或发酵。当“影视故事”与“媒介事件”几乎处于平行发展的时空时，观众往往会将新闻信息、舆论情绪代入到影视剧的观看过程中。两个场域几近同步的共振对这类改编作品提出了新的创作要求和社会使命。

　　电影《万里归途》海报

　　新媒体语境下再现媒介事件

　　改编自新近媒介事件的影视作品会让观众在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之间穿梭往复。例如，《大考》的创作动机源于2020年高考结束后，一位考生以凌空一字马姿态跨出考场的新闻图片；《中国机长》《中国医生》《平凡英雄》取材于曾被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这些创作素材不是尘封的历史档案或经典的报告文学，而是大多数观众共同的“经历”，所以，便于观众印证自身的媒介经验。比如观看《底线》《扫黑风暴》时，观众可能会检索、回溯曾经的案件新闻及热议话题；观看《中国机长》《平凡英雄》时，我们希望得知新闻报道中的未尽详情。总之，这些改编影视作品被装进一个新鲜、动态的“媒介文本集合体”和“媒介经验共同体”之中。

　　身处媒介深度融合的环境，这类作品也开始注重营造“公众亲历和见证”的场景，以此来对接观众的媒介经验。首先，在角色展现上，多采取散点铺排、移步换景的白描手法。如《中国机长》用丰富的镜头描绘了登机前的各种乘客，《万里归途》向观众展示了“归途小队”中的各色人物，《中国医生》《烈火英雄》展现了危急事件之下的市民百态。他们不仅是剧中事件的亲历者，还是相关新闻报道中的原型，引领观众化身为一个个事件的见证者。

　　其次，在情节安排上，大多采取多线叙事。《大考》设置了在抗击疫情与防洪救灾的双重考验下的五个原生家庭故事线；《中国机长》《平凡英雄》展现了机组人员与乘客、地面管控人员、医疗抢救人员、航空爱好者等多条叙事线索；《底线》《警察荣誉》《你好检察官》则采用“大案套小案”“新案套旧案”的结构，引导观众将“故事串”与“事件串”进行互文解读。

　　在公共事件被广泛媒介化、传播主体高度链接化的今天，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影视作品进行了扩容，不仅再现了事件发生时的多方反应和舆论复调，又为不同受众群体营造了一个熟悉且对位的媒介经验及记忆。

　　树立影视作品的“主脑”

　　影视作品通过散点式、星丛式的“事件亲历者/见证者”的角色图谱，可以迅速使观众沉浸其中，但故事创作讲究“立主脑、减头绪”，如何将繁多的人物和情节熔铸到“主脑”之中，是这些作品面临的直接挑战。

　　要想达到形散而神不散，创作者可以借助受众对媒介事件的接受心理。重大媒介事件在发生之初会衍生出大量文本，而文本的叙述方向和话题立场容易使受众产生各种判断和解读。创作者可以将一些合理的猜测逐一对应到角色身上。如《中国医生》里不遵守防疫秩序，强行冲卡的小区业主，《烈火英雄》里焦急求证“储油罐马上就要爆炸”消息的市民，《中国机长》里质疑机长盘旋策略的乘客，《万里归途》里私自离队的侨胞，《大考》被隔离观察而情绪激动的考生……这些角色反映了媒介事件中官方与民间的声音。无论我们置身何处，都急于看到故事的进展和方向，如同期盼公共事件中的权威声音和解决方案，期待着真正主角的登场。

　　这些主角的新意在于，首先创作者除了赋予他们责任心、勇敢和无私等品德之外，还着重表现他们解决危机的专业能力。诸如《中国机长》里乘务长毕男面对乘客的质疑坚定地说出：“我们每一个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平凡英雄》里医生陶俊在飞机上紧急救治断臂男孩“气胸”的突发状况；《底线》里基层法官方远、周亦安的调解得到了法官观众的肯定。这些主角的专业行为，有力展现了事件中的真实细节，符合受众对媒介事件中官方代表、权威专家的期许。

　　其次，创作者往往淡化主角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而展现一个各司其职又紧密配合的“主角团队”。他们是《中国机长》中负责驾驶飞机与安抚乘客的乘务组，是《烈火英雄》里的消防员江立伟、马卫国与后方指挥员吴晨光、王璐，也是《大考》里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的校长、家长、教委工作人员。事实上，这样的“主角团队”对反映了各行各业中化解分歧、解决问题的人。正如《中国机长》里乘务长所言：“我们需要你们的信任，需要你们的配合，需要你们给我们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在共同战胜危机、取得胜利。可见，这些改编作品中的人物设计及情节发展，贴合了媒介事件中受众心理发展的方向和进程，让剧中小角色和剧外观众都把信任交付给“主角团队”，从而汇聚成作品的情节主脑，也彰显了集体主义的当代内涵和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

　　让审美情感净化和升华的媒介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