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中张颂文扮演的高启强（左）

　　张德祥

　　文艺的叙事功能即是讲故事，故事即是人物运动的轨迹，是人物命运的展开。俗话说，性格决意命运。现实上，这句话并不全面。应当是，性格与情况决意命运。命运，是主观与客观相互作用的毕竟。人来到世间，即是来到了肯定的情况中，无论天赋赐与人怎样的禀赋，都要在肯定的情况中成长与生存，都要与情况形成特定关联。这种关联，或许是顺应的，或许是对抗的，也或许是既顺应又对抗，对立同一。人缔造了情况，情况也塑造着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所以恩格斯说，要塑造“典型情况中的典型人物”，即是夸大情况对人的紧张作用。情况不真实，人物就弗成能得到真实的生命，就或许是概念化的、虚假的，其审美代价就会大打扣头，甚至人物都不克成立。但凡那些生动的人物，都是从典型情况中走出来的，没有荣宁二府，没有大观园，很难想象会有王熙凤、秦可卿、贾宝玉、薛宝钗、林黛玉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人不是抽象存在的，所以也不存在抽象的人性，人性都是存在于具体的人身上。人是社会关联的总和，社会关联即是情况，所以艺术形象也必然是性格与情况的总和。

　　文艺作品中的人物，都生活在肯定社会情况中，只要情况真实，天性显着，形象生动，人物就得到了艺术生命，就成了活生生的艺术形象，也就具有了审美代价，好比祥林嫂、闰土、阿Q、吴荪甫、葛朗台、李双双。至于人们怎么评判他们，那是另一个题目。民谚说得好，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每个人都是从本身的处境来接管人物，人的处境分歧，就会对人物有分歧的评判。可见，情况、处境不单对塑造人物至关紧张，并且对受众欣赏艺术品也起着紧张作用，这即是情况之于人的紧张性。同时代的人，因所处阶级分歧，就弗成避免会有了解差别、情感差别。观念来自于“观”之“点”。

　　电视剧《狂飙》是一部反映扫黑除恶斗争的实际题材剧，引起广泛而恒久的社会存眷。彰显法治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无疑是大多数人从剧中得到的审美体验。然则，也弗成否认，对于该剧中高启强这个人物，网上展现了一些议论，甚至引起了一些人的共情。这就必要认真阐发高启强这个人物效果是一个怎样的形象，为什么会引起观众的分歧反应，从而为往后此类题材的影视剧创作供应镜鉴。

　　首先必要确认，该剧塑造的高启强形象真实吗？可托吗？很显然，这个人物立住了，甚至能够说是一个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因为该剧写出了高启强从自由市场上一个卖鱼的个体户，是怎样一步步蜕酿成黑社会垂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是他的天性与情况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他在特定生存情况中的选择。他正本是一个老诚实实的个体户，起早贪黑，卖鱼为生。然则，他的这种正常的生存方式被市场“管理人员”唐家兄弟突破了，默示他要送礼，不然，就要重新分配摊位，给他“挪个处所”。他为了保住这个摊位，硬着头皮去送礼，送去的代价七千元的电视机被唐家兄弟砸了，嫌他送的不是人家想要的等离子电视机。他忍无可忍，与他们产生了接头，毕竟他被扣押了。冒犯了“管理”市场的唐家兄弟，摊位保不住了，大过年的还被拘在看管所。在自由市场上混，被市场恶霸所欺负，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在放开市场未几，市场规则不健全而“潜规则”与“钱规则”滋生伸张的那个年代，屡见不鲜。一个底层人物的生存实际罢了。然则，高启强偏偏遇到了一个善良的警察安欣，看不过唐小龙欺人太过，替弱势一方高启强说了句公道话，摊位保住了。

　　安欣做了一件职责所在的正当事情，但安欣在高启强和唐小龙眼中是“权力”的象征，唐小龙此后不敢欺负高启强。现实上，唐小龙此前欺负高启强凭借的正是“管理者”的“权力”。高启强从这个变乱中了解到权力的紧张性，有人“罩着”，就能被另眼对待，甚至还能狐假虎威，借力逞能，办成本身力所不及的事情。于是，他尝到借助外力转变处境的利益，巧妙行使统统资源，起头了他人生的逆袭，以至于攀上京海市建工集体董事长陈泰，走上了发迹之路。阛阓如战场，在那样一个开拓大潮乍起、市场尚不规范、机会多于危害的跑马占地、鱼龙稠浊的配景下，胆大心狠的高启强、高启盛兄弟应运而生，如鱼得水，玩得风生水起。高家兄弟的人格中注入了一种掘金不择手段的畸形财产见地，贪心过度，用力过猛，铤而走险，冲出了正常的人生轨道，冲出了法律底线，给社会带来严重的黑恶风险。《狂飙》的艺术代价之一即是经由高启强、高启盛、唐小龙、唐小虎、徐江以及赵立冬、孟德海等人的人生轨迹折射了一种社会关联，折射了一方经济政治生态——官商勾结，曾经的“塌方式腐败”怵目惊心。而高启强这个人物引人注目，首先即是因为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只是很少有作品把这类人写得如此“如鱼得水”。

　　那么，高启强会不停“如鱼得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