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里有多远？

　　是空间的远，“三万里河东入海”“胡地迢迢三万里”，这是古人对于距离的辽阔想象；

　　也是时间的远，遥望历史风尘中的大唐气象，是无数中国人萦绕心头的文化乡愁。

　　三万里有多近？

　　一部二个多小时的动画电影，便让宏伟迤逦的长安城，以及和她同时代的青绿山川、金色田园与烟火市井，渐次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更不用说千年之前那些丰神俊逸的诗人，带着他们被传诵千古的诗歌，穿越时空神奇地汇聚在银幕之上。

　　一部《长安三万里》，奔流的是昔日重现的时光，奔流的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诗情。

　　关于人生的际会与历史的风云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创作者从唐朝诗人们之间惺惺相惜的友谊中找到了电影叙事结构的灵感。高适与李白的历史交集并不算多，但在影片的想象中变得极其丰盈饱满。

　　一位是“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步步攀登收获人生功名；一位是“长安市上酒家眠”的诗仙，浪迹江湖留下洒脱诗篇。很显然，创作者以入世对出世，以庙堂对江湖，以战场对田园，以功名对才情，便在高适与李白的两条人生线索的交相辉映中，铺展开了对于大唐风云的叙述。

　　这使得影片既具备了跌宕起伏的戏剧性——这让故事变得好看，比如剑南节度使高适“柔弱胜刚强”、力挽狂澜的军事谋略，比如李白的盲目跟从让他自己壮志难酬身陷囹圄；也具备了洞察世事的思想性——这让故事变得深刻，人们会追问，在历史的浩荡浪潮中，人和他从属的时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在具体的叙事布局中，《长安三万里》让老年高适在“追忆似水年华”的氛围中展开叙述，这样就给定了高适内层叙事者的身份，他的任务主要是说李白，李白大开大阖的人生因此在高适的视角中被抽离出若干个“相逢”的时刻。

　　洞庭湖的不打不相识，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轻舟快行，江夏黄鹤楼的纵酒题诗，梁园绿池平台间的相扑竞逐，塞北风雪中的携手救人，每一次相逢都意味着很快离别，但短暂的相处却都会成为高适记忆中的光亮。

　　大声地笑，癫狂地舞，得意地吟，快活地饮，光亮中的李白是纯粹的也是不羁的，狭路相逢的争斗瞬间便化作一声兄弟的呼唤，行卷被拒的尴尬转身就成为剑气纵横的洒脱，流放夜郎的心酸很快会变成彩云江涛间的欣喜。

　　光亮中的李白要么没有痛苦，要么迅速与痛苦作别。高适眼中的李白，是千百年来人们愿意认知的“谪仙人”李白，但绝对不等于现实中颠沛流离的李白。所以，影片中的李白之于高适，与其说是他一生欣赏并崇拜的兄弟，倒不如说是他人生理想与梦想的镜像。

　　如果说，李白是高适在云端的镜子，那么高适就是李白在世间的侧影。

　　

 

　　回到高适的边塞与战场，即便辉煌的唐朝也会变得沉重。这时影片就会从限知的浪漫主义的内层叙事跳脱到全知的现实主义的外层叙事。

　　李白、高适、杜甫等诗人的一生正交错着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程。观众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安史之乱前后对比鲜明的画面，从“春城无处不飞花”的长安盛景到“夜飞廉价救风雨”的都城萧索，从“霓裳羽衣曲”的歌舞升平，到“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残酷战争，动荡的时代没有一个人可以逃离它的裹挟。

　　影片中的高适形象远要比李白来得立体，笃信“功名只应马上取”的青年高适，他遇到的人生挫折并不是真正的痛苦。逐步获取功名的中年、老年高适，当他看到“战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的不公时，当他遇到身份的阻隔让他无法出手施救好兄弟时，当他在茫茫雪地中感叹自己的垂垂老矣时，痛苦便会从个体的生命感悟升华为之于人性、时代性的真相洞穿。

　　这些时候，“高适”是最需要“李白”的。理想与现实的错落、此岸与彼岸的相望，是本片最令人动容的结构性表达。

　　关于从心灵深处喷薄而出的诗歌 

　　作为唐朝最显赫的文化名片，《长安三万里》中流光溢彩的诗歌显然为本片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影片真真切切是老少咸宜的，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李白、杜甫、孟浩然，不知道“床前明月光”“会当凌绝顶”“春眠不觉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