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以南京莫家兄妹去内蒙古大草原上山下乡为主线，展现了他们在如父如母的草原大爱中重拾自我、重获新生的过程，通过一家人的命运以及成长，讲述了环境对于一个人性格的成长的包容力和塑造力的故事。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剧照

　　草原大爱的共同体书写

　　城市和草原、汉族人与蒙古族人，两组贯穿全剧的二元关系从对立走向共生，在广袤的草原大地上结出民族融合共生的累累硕果。草原虽不是桃花源，但它抚慰了每个异乡受伤的心灵，接纳了不同灵魂的个体，甚至将他们重塑。正是草原大地独有的治愈力让知青们坚定了扎根草原、建设边疆的决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哺草原。

　　《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60年代末，原本家境优渥的南京莫家突遭变故，才华横溢的莫家父母变成了生活中的“透明人”，四个孩子也因此受到牵连，饱受冷眼与非议。偌大的南京城对莫家来说如同一座牢笼，逼仄压抑的生活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更别提施展理想抱负了。

　　电视剧以莫家老二莫成名为视角，讲述莫家兄妹逃离城市来到内蒙古大草原的故事。初到草原，生活场景从城市狭小的阁楼变成了宽敞的蒙古包，身边人的态度也从冷眼相向变成了热情洋溢。他们曾因文化差异和环境艰苦而哭泣，也为收获动人爱情和珍贵友谊而欢笑，把青春和生命挥洒在这片土地。慈祥博爱的老额吉宛如草原上的太阳，温暖耀眼，不仅收养了多个孤儿，更是把远道而来的知青当亲生儿子看待。在知青点点长宁安的带领下，消极厌世的莫成名重新找到了自己努力奋斗的方向，广阔草原才是他尽情驰骋的疆场。在宁安因意外离世后，莫成名和另外两位知青伙伴周伟、邵小刚继续坚守草原。先是开设达瓦小学教书育人，后又加入了乌兰牧骑为牧民演出，最后和心上人杭拉结婚组建家庭，并收养了额吉留下的三个孩子，用心呵护保护他们成长。老三莫桑梓和老四莫青山也是如此，如父如母的草原大爱重塑了莫桑梓，治愈了莫青山。当大火弥漫之时，莫桑梓没有丝毫犹豫加入救火队伍，虽死犹生，终为自己正名，烈火烧尽她在南京的屈辱过往，让名字得以堂堂正正地写上烈士石。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红边乌兰牧骑也因此解散，身为指导员的莫青山一人坚守阵地，日复一日地赶着勒勒车为牧民演出。

　　刻画饱满的人物形象

　　影视创作的关键是在于通过人物的刻画，对人性的揭示，让剧作因人物而得到升华，与观众产生共情。我们常说，人物是剧作的核心，所有的设计都要为人物服务。不过，当下很多影视作品过分注重情节、注重特效，而忽视了最核心的人物刻画。《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体现时代质感的同时，将人物刻画得鲜活生动，将人性描摹得饱满全面。以全剧着墨最多的莫成名这一人物为例，电视剧并未一味将他设定为“高大全”的知青楷模，而是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初到草原时的孤僻、忧郁，渐渐在风雨洗礼后变得自信、成熟，最终在草原落地生根，反哺草原。面对爱情的萌芽，他会如同一个孩子般小鹿乱撞；当突然成为三个孩子的父亲时，他也会因是否能担起这份责任与义务而陷入苦恼。

　　除了主角之外，群像塑造也非常出彩，如大部分时间都以反面形象出现的街道干部田玉珍，不断在莫家头上耀武扬威，但在对莫成名去内蒙古下乡和为“烈士”莫桑梓正名这两件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侧面表现出她对莫家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再如在剧中插科打诨的仁勤大叔，虽然大部分时候是个“酒蒙子”“抬杠能手”，甚至能在外甥女杭拉的终身大事上办下一笔笔糊涂账，但在“捕狼事件”和“打井事件”这样的关键事件中，正是靠着他的智谋与勇敢化解了一个又一个问题。

　　作为一部民族题材电视剧，《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在创作上未能跳出程式化的圈子，最突出的莫过于仍旧采用了“外视角”进入故事。在叙事手段上，电视剧采用了由南京知青作为外来人逐渐融入草原大家庭的俗套框架，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观众可以随着知青的视角一同体会成长蜕变的过程，但缺点是过于老套，观众早早便能知晓后续故事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