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片中，导演诺兰表现了奥本海默的复杂个性和不稳定精神状态，由此揭示这位原子弹之父身上巨大的悖论性。图为《奥本海默》剧照。

　　桂琳

　　凭借《盗梦空间》《黑暗骑士》等大片，诺兰事实上已经改变了美国商业大片的面貌，并树立起自己作为好莱坞商业大片头号导演的地位。但野心勃勃的诺兰显然不想止步于此，从《敦刻尔克》开始，他开始对奥斯卡奖更青睐的战争、历史等严肃题材电影进行改造。《敦刻尔克》获得奥斯卡奖中最重量级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提名，就是这一努力的证明。最新上映的《奥本海默》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显然是诺兰向这两个奖项再次发起的冲击。因为通过这部电影，他证明自己甚至有能力去改造作为美国电影基石的情节剧电影。

　　作为美国电影基石的情节剧电影

　　情节剧曾经是19世纪最流行的戏剧形式，其两大特点是浓烈的情感和强烈的道德意识。情节剧之所以能够流行，是因为在一个已经非宗教化的世界上，它为人们提供了调整道义感情最重要、最具表征意义的途径之一。这一戏剧形式不仅渗透到19世纪小说创作之中，塑造了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众多作家的小说风貌，而且在20世纪对古典好莱坞电影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研究者琳达·威廉姆斯由此颇有洞见地指出，情节剧就是美国通俗电影的基本模式和古典好莱坞的基石，也是美国文化把自己视为纯真与美德的集中（往往是虚伪的）表现的最好例证。

　　与舞台情节剧一样，情节剧电影的核心也是表达情感和强调道德。所以，虽然为了具有现代气息，情节剧电影会借用现实主义手法，但更强调情感的力量，更偏爱有着清晰善恶冲突安排的人物角色。其中突出表现的核心就是受害的主人公和对他们善的确认。主人公善的确认时刻，往往也是情节剧电影的高潮，由此深深打动观众。

　　比如《卡萨布兰卡》《费城故事》《辛德勒的名单》《美丽心灵》这几部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奖电影，题材和类型各不相同，但其中的主人公全都承担着在这个美德变得难于读解的世界上，宣示道德之善的职能。电影由此也用情感和道德表达置换了对更复杂社会问题的追问，并最终将不可调和的矛盾刻意调和在一起。这也就是为什么此类电影无论处理的社会题材多么尖锐，类型多么丰富，其道德观都是偏保守的。

　　按照上面的分析，我们同样可以将《奥本海默》放入这个序列之中。其中作为电影主线的两位主人公和两次“审判”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善恶对立设定。最终，当两位科学家在两个“审判”中先后为奥本海默伸冤，谴责政客施特劳斯之时，也就是奥本海默这位受害者作为善的化身被确证的时刻，这也是整部影片情感力量达到高潮的时候。奥本海默这位政治受害者在战后所发出的声音代表了科学界渴求独立思考的心声，对他的善的确证就是科学精神战胜政治游戏的道德胜利。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诺兰在《奥本海默》中提供了更多的东西，由此创作出一种更复杂、更切合我们时代的情节剧电影。

　　比传统情节剧电影更丰富和多元的情感和道德表达

　　在《奥本海默》中，诺兰拿出了自己的两个看家本领：非线性叙事和不稳定的主人公。比起更典型的诺兰电影，该片对这两种技巧的运用是十分克制的，但依然为传统情节剧电影注入了更丰富和多元的情感和道德表达。

　　诺兰一直以非线性叙事闻名影坛，在《奥本海默》中，他仍然娴熟运用着这一叙事技巧。利用复杂的非线性叙事，《奥本海默》创造出一种重重叠叠、复杂交织的时空结构，这让该片能够容纳进更多层次的涵义。影片在整体结构上采取了两个时间线索的交叉剪辑：一个是安全委员会对奥本海默的闭门审查，另一个则是五年后参议院对斯特劳斯的公开听证会。对奥本海默的闭门审查与对斯特劳斯公开听证，一闭门一公开，一阴谋一报应，一彩色一黑白，交叉剪辑在一起，本身就隐含着导演强烈的反讽和批判。其中又交织着两人对之前发生在不同时间事情的讲述，由此就带来了多个不同时间的前后交织和穿插。通过更多巧妙的非线性交叉剪辑，诺兰制造着一次又一次的小戏剧高潮，而且让它们如海浪一样一波比一波高，一波比一波汹涌。

　　作为情节剧重头戏的善的确认时刻，也由传统情节剧电影的单次确认变成了回环缠绕的多次确认，从而具有了更强的情感冲击力。除了影片快结束时两位科学家在两次“审判”中进行的善的确证外，影片还通过奥本海默与玻尔的两次会面，与爱因斯坦的三次会面，在反复确认着科学之善。而当观众在电影最终听到奥与爱的第二次会面中说的“我们确实毁掉了世界”时，影片更是超越了传统情节剧电影单纯歌颂道德之善的一面，因为受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不仅是善的化身，也是死神的使者，由此也带来了对科学之恶的反思。这也进一步弥补了传统情节剧一味强调激情的狭隘，更是为情节剧电影带来了另一种清醒和冷峻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