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铭

　　一桩看似证据确凿、被告也供认不讳的“铁案”，却在一名心有不甘的律师的搅动下，演变出一波三折、多次回转的情节。然而，无论最后的真相是不是“真相”，都无法转变这出悲剧的本质：受害者不会复活，被告险些维持原判；就连执意翻盘的辩护律师，也要为本身迟到的“良知”付出更大价值。

　　忙活90多分钟，终局反而更糟了

　　如果按照原本的案情提纲，这个所谓的“推拿女杀人变乱”即便展如今媒体上，也不过是社会新闻版上一闪而过的老套故事。放在本日，连茶余饭后的谈资都算不上。然则黄晓明扮演的律师丁义峰却“别有用心”，一层层抽丝剥茧，挖出了更为复杂的隐情和人性。只是，等到结案之后再复盘，又会给人带来一种荒诞感——别看辩护律师巧舌如簧、线索挖尽，前前后后忙活了90多分钟，可最后的审判毕竟，反而更糟了。

　　从职业角度看，丁义峰既对不起闫妮扮演的被告金喜妹，没能帮她“洗脱冤情”、减轻罪罚；也对不起本身的律师身份，其诱逼被告作伪证的操纵，有违专业精力；更别说涂们扮演的受害者马双喜，其苦心付出的“筹划”，最后也成了泡影……总之，除了本旨上获得某些抚慰，一通操纵“猛如虎”的丁义峰，毕竟只落得个“满盘皆输”。

　　这也许即是《最后的真相》最为独特之处：一个失败的律师，一场失败的辩护，取证和庭辩的过程越是出色，就越凸显终局的悲剧性。若论人设，丁义峰很像今年初突破港片票房记取的电影《毒舌律师》里的林凉水。二人都是曾经风光的精英遭到排挤，潦倒后只能做些不入流的事，差点儿连律师证都保不住。而越是这样的人物，越有触底反弹豁出去的冲劲——既不畏权势，也无视规则，打赢讼事就可否极泰来，重回人生巅峰。这成了剧情最关键的鞭策力。

　　林凉水是无惧显贵，经由非常手段汇集证据，最后在主控律师（公诉人）的变节下打赢了讼事；丁义峰却是没有这方面顾虑，他真正必要挑衅的，也并非阚清子扮演的查看官，而是一心求死的金喜妹，可能说，是她背后难以解脱的悲苦命运。如此“反常”的人物关联，才会令情节在推进中络续遭遇“漩涡”：不单线索和推论屡屡刷新，就连角色性格也多次颠覆，演员若非演技精深，还真难操作角色的多重层面。

　　除了主角同样潦倒，《毒舌律师》同《最后的真相》还有诸多相似之处：大段的庭辩场景，唇枪激辩中抛出新的证据；孤立无援的单亲母亲，且都有一个残疾的孩子，令人不由得赋予矜恤，进展被告可以翻案脱罪。前者在香港的司法系统下，律师能够经由取证来引导证人、检方和陪审团的判断；后者则行使了一个时间差——因为警方认为怀疑人和证据确凿，早已完成了勘查流程，反而给辩护律师留下了空档期，也为发现新证据和推翻供词留下或许。

　　实际的残暴性与人的复杂性

　　究竟上，从片中案情多次回转，作案动机反复调换，新人物延续登场来看，前期勘查和取证确有疏漏之处，“推拿女向客人讨钱不可蓄意杀人”的定性存在不少疑点，而之所以草草结案，说白了照样金喜妹这个“推拿女”身份，在社会上受到轻视。这样的设定，本就具有实际主义的残暴性。

　　因此，如何立住金喜妹这个角色，也成了影片在道德和情感上是否可托的关键。这个身份卑微的底层女性，同时又是含辛茹苦的母亲，独自养育必要大笔费用做手术的残疾儿子，其遭遇和命运令人矜恤。扮演者闫妮，面对分歧的场景——看管所、舞场、家中，面对分歧的人，处于分歧的身份，必要呈现出或木然、或悚惶、或激怒的分歧状态。表演中，她细微神色改变背后的那种弃世感始终存在，观之令人心碎。

　　金喜妹对儿子毛卫卫的诚恳是最明显，也是最沉重的。影片中并没有详述儿子对于母亲的立场，为什么自始至终像“讨孽债”一般，只是反复渲染母亲对于儿子的爱毫无储存。而这种无前提付出的母爱，儿子出于愧疚的所作所为，对于判断终局很紧张——喝酒那晚事实产生了什么？受害人效果死于谁之手？在物证缺失的环境下，最后的“真相”其实并不在于供词，甚至不在于法庭结案，而在于观众选择相信母爱有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