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战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情节模式，让观众产生了审美疲劳。近年来，谍战剧创作也在寻找着创新的突破口。　　　　　　　　　　　　　　　　　 

　　王乙涵

　　法国戏剧家乔治·普罗第曾在20世纪初，从一千多部古今戏剧作品中归纳总结出“36种戏剧模型”，试图将世界上所有故事囊括其中。这些情节模式也为早期影视创作提供了模型。尽管一百年之后的今天，36种情节模式已经无法满足观众的“创新期待”，但很多影视作品的创作依然还是从这些“母题”出发，组合衍生出新的情节模式来。

　　36种情节模式的第20种，被归纳为“为了主义牺牲自己”，是一种涵盖了英雄为信仰、种族、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情感与荣誉的情节模式，也是谍战剧最常运用的母题。在我国，从最早的《敌营十八年》到《潜伏》《悬崖》《风筝》，以及近两年播出的《叛逆者》《潜行者》《前夜》《梅花红桃》等，谍战剧作为独特的类型始终受到市场的青睐。

　　近些年来，谍战剧在制作上越来越上档次，服化道精致唯美滤镜加持，演员高颜值高流量，剧情烧脑反转，却很难获得如《潜伏》播出时众口一词的推崇。情节模式不断地复制运用，加之市场化娱乐化的影响，让谍战剧陷入了情节人物同质化的窠臼。想要跳出创作瓶颈，就要搞清楚观众为什么爱看谍战剧。

　　英雄叙事和悲剧审美

　　区别于爱情剧和时装剧，谍战剧吸引人之处不应该只是演员的颜值，而首先在于其英雄叙事。所谓“英雄叙事”是以英雄为表现核心，围绕英雄人物的行动展开的叙事策略。英雄叙事在人类最早期的叙事中就已出现，古代神话史诗中对英雄的朴素书写就展示了英雄叙事的内涵。西方神话中的英雄强调个人利益，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的英雄则更重大义，愿意牺牲个人去造福百姓。这种源自远古的文化积淀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在现代经典叙事中，英雄叙事依然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信仰崇拜。

　　在我国，谍战剧能够深受观众喜爱，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对历史的认知和深刻的民族记忆。在此基础上，悬疑紧张的情节和谍战人员偷天换日、明争暗斗的工作状态都具有极强的戏剧张力。不同于常规的英雄叙事，尽管谍战剧主人公的终极目的代表着崇高正义，但他们通常身处弱势，需要以谎言、破坏、伤害甚至暴力等手段去与敌对势力斗争。主人公在打破常规的冒险行为中完成正义的任务，这种错位感和悖逆感让观众的潜在心理获得了满足。同时，主人公内心强大，信仰坚定，与观众与生俱来的“英雄情结”相互观照，折射了观众无法实现的英雄梦。

　　然而，当这种英雄叙事越来越传奇化，戏剧性越来越极致化，人物的行动演变为闯关游戏，强行反转烧脑，谍战工作本身的残酷性被弱化，观众也会深陷在迷宫般的剧情之中，迷失了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上半年播出的谍战剧《无间》中的陆风（靳东饰），一出场就挂着英雄的标签，但在不断的反转突变和绝境逢生中，观众只能啧啧称奇，却看不到信仰与人性的光芒。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暗流汹涌，局部战事不绝，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钢铁战士也是血肉之躯，个人英雄行为的背后都离不开理想信念和民族认同来支撑。同样的，对于谍战剧来说，任何英雄叙事都不能脱离时代性的特征，那些愿意“为了主义牺牲自己”的英雄，折射的是观众的社会理想，凝聚的是我们国家的理想信念。

　　与战争类型的影视剧不同，谍战剧的英雄叙事往往与悲剧审美相伴而行，“为了主义牺牲自己”的母题让其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意味，带给观众独特的观赏体验和心灵震撼。

　　因为谍战剧中的英雄通常是大棋局中的孤子，他们以极强的意志力孤军奋战、以小博大，时刻游走在生死边缘。他们需要在极端压力下做出最快的选择，可他们也并不是总能成功，相反每时每刻都可能面临失败、挫折、误解和牺牲。他们对道德的困惑、对命运的追问、对信仰的执着，相互纠葛形成巨大的悲剧力量，激发了观众的敬仰和同情，让观众从中感悟苦难与牺牲，崇高与伟大。就像《悬崖》中的周乙、《风筝》中的郑耀先，他们都是成熟的地下工作者，胆识过人的英雄，却只能将个体情感隐匿于民族情感之下，置一己私情于家国大义之下，时刻隐忍克制，最终在孤独中饮下所有痛苦和煎熬。这种悲剧审美强调了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时代的残酷性，使观众能更深入地思考人性、道德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