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鲲鹏击浪》聚焦于1918年至1921年青年毛泽东上下求索，寻找救国真理，铸就青春美梦的艰难历程。

　　仲呈祥

　　如果说，电视剧《问苍茫》艺术地再现了从1921年至1927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的峥嵘岁月和不懈探求；那么，紧随其后播出的电视剧《鲲鹏击浪》，则把镜头向历史前移，聚焦于1918年至1921年青年毛泽东在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时代上下求索，寻找救国真理，铸就青春美梦的艰难历程。

　　这是中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三年，新文化运动掀起西学东渐的风潮，马克思主义的曙光开始照进中国，五四运动高举起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而军阀混战的硝烟则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苦难。正如编剧马继红在《编剧自述》中所言:“这不平凡的三年，对青年毛泽东既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蜕化升华期，也是他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奠基期，所谓‘时势造英雄’，毛泽东就是被这黑暗、艰难、复杂、多变的时势造就出来的。”

　　但在荧屏上，却一直尚未有过聚焦于对一代伟人毛泽东这三年青春铸梦专门传神写貌的一部具有深邃思想价值、厚重历史意蕴、诗意艺术品位的精品力作。《鲲鹏击浪》正是奔着这一意在填写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空白的美学高峰迎难而上了！

　　该剧热播时，北京大学在百年讲堂举办了一场由《鲲鹏击浪》主创人员与北大师生的对话交流会，题为《缅怀一代伟人 共铸青春美梦》，群情沸腾，思维活跃，印证了该剧的上述创作初衷已经得到了青年观众强烈的共鸣共情。

　　这是因为，《鲲鹏击浪》确实在屏幕上有血有肉地成功塑造出一位来自韶山冲、接地气的真实的青年毛泽东形象。马继红说得很真切：“我没有刻意地虚构外在的冲突性的情节，而是通过大量戏剧化的细节，营造出一个真实的生活场，使人物接地气，不悬浮。”她翻阅大量文献史料，沿着青年毛泽东的足迹，努力走近和体悟他的精神世界，用饱蘸浓烈情感的笔触，写出作为普通青年的毛泽东的真实意趣和情怀，突出他在成长道路上的种种遭遇，透示他内心的喜悦与悲伤、愤怒与抗争、焦虑与无奈等全部情绪。惟其如此，初试锋芒的青年演员刘承林才能在编导的精心指导下，令今日之观众通过荧屏真切地感受到青年毛泽东的人格、个性与魅力，从而让作品充满历史真实性、平民质朴感和生活亲和力。

　　在我看来，《鲲鹏击浪》在艺术上具有三大特色——

　　一是鲜明的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在审美创意上“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在审美结构上“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在审美宗旨上“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审美整体上“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导演刘飚在该剧的《导演阐述》就明言：他在写实与写意上，更重写意。这是执导全剧的一种自觉的中华美学意识。他把编剧马继红的创作意图理解、转化得颇为到位。贯穿全剧的灵魂是青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圣洁爱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师生深情、与蔡和森萧子升的真挚友情、与父母兄弟的骨肉亲情以及与张敬尧等反动军阀的刻骨仇情等种种浓“情”中寓含的“理”：寻找马克思主义真理。

　　其中，最精彩的华章是首次在荧屏上精雕细描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从初识到相恋再到生死相托的全过程。从毛泽东拜师杨昌济初识杨开慧时，杨开慧为毛“缝衣”之“衣”，到杨开慧只身到三眼井胡同为毛送去北大图书馆借书证之“证”，再到杨开慧悄悄为鞋子露出了脚趾的毛买了双皮鞋之“鞋”，及至严冬时节杨开慧赠毛亲手织的红围巾之“巾”……所有这些“衣”“证”“鞋”“巾”等“物”，均为“托物言志”。

　　而全剧人物的语言，言简意赅，相当凝练节制，个性化程度较高，哲理韵味颇浓。从全国精心挑选的新人刘承林饰的毛泽东、米卓清饰的杨开慧、老演员于洋饰的杨昌济、董勇饰的张敬尧等，都能形更似而神亦备。全剧画面相当考究，舞美制作环境逼真，摄影推拉摇移自如，尤其是片首片尾相呼应的镜头语言，共同营造出青年毛泽东历经这三年上下求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真理奔赴建党“一大”的深远而宏阔的意境。

　　二是坚持“以人带事，事中觅诗”。刘飚在《导演阐述》中又说，在处理人与事的关系时，他重在表现人。《鲲鹏击浪》确实牵住了“牛鼻子”，即人物的情感演进轨迹和精神升华逻辑。全剧围绕着青年毛泽东和与他发生关系的人物，以人物带出相关事件，而非让事件的铺叙淹没掉人物的个性刻画，并且努力从事件的叙述中寻觅出人生诗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