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流行音乐中渐渐发展出一种崭新的音乐风格，即中国风音乐。其突出特点是：填写具有古典文化内涵的歌词，结合新派编曲，讲求声腔唱法与舞台演绎，以实现兼具历史怀旧和时代精神的歌曲风格。有业界人士将中国风音乐的特征凝练为“三古三新”，即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和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由此可见，中国风音乐几乎涵盖了表演艺术创作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只有歌词、编曲、唱法、演绎等各个音乐元素和谐交融，才能生成一首优质的中国风歌曲。在众多音乐人的通力合作下，中国风音乐蔚然成风，成为非常重要的一种歌曲风格。

　　实现古典文化与时代审美的有效沟通

　　在中国风音乐的众多特质中，吸纳中华古典文化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风音乐的歌词、编曲、唱法、演绎，往往会出现大量的中华古典文化符号，通过建构、解构、重构等不同的艺术手法实现古典文化与时代审美的有效沟通。中国风音乐从古典文化中汲取养分，抒发当下人们的情感需求，实现古与今相互契合、彼此共振，使经典与传统得以赓续与承继。

　　在歌词创作上，中国风音乐较常用的手法包括对诗词、典故的化用，连缀使用具有丰富内涵的意象，以及讴歌文化符号表征的精神等。化用诗词、典故可使歌词古色古香，具有一种悠远深厚的韵致。如《爷爷泡的茶》歌词围绕茶圣陆羽的制茶工艺、高洁品行，以及源远流长的品茶文化展开叙述。意象、意境、意蕴是构成古典诗词的内在情理结构，三者的融汇互动，可有效增强歌词的情感张力。在《断桥残雪》歌词中密集出现老舟、远山、芭蕉、寒梅、春燕等各类意象，强化了对羁旅游子思乡之情的书写。在长久的历史积淀中，形成了很多代表中华文化的符号，如茶叶、瓷器、书法、刺绣、功夫、中医药等，这些符号也成为中国风歌曲中的常用意象，《中国话》《皮影戏》《蜀绣》《清明上河图》等便属于这个类型。

　　在编曲特征上，中国风音乐常用的技法主要有借用或模仿典雅古曲，吸纳戏曲曲腔，使用具有民族色彩的乐器，以及运用传统五音谱曲等。《十面埋伏》歌名源自十大古曲之一的《十面埋伏》，在前奏部分沿用了这首琵琶大套武曲的若干小节。《Susan说》妙用京剧名段《苏三起解》，歌手本人用京腔直接演绎了“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数句。中国传统乐器诸如编磬、竹笛、洞箫、二胡、古琴、古筝、箜篌、芦笙、手鼓等也时常在中国风音乐中出现，如《东风破》中的二胡，《青花瓷》前奏中的古筝，都很好地传达了歌曲的神韵。传统音乐中宫商角徵羽的五音相当于现代音乐理论中的五声音阶，《菊花台》属F宫六声加变宫、《曹操》属D徵清乐，都是对传统五音谱曲的有效尝试。

　　以中式编曲与民族唱腔抒发真挚情感

　　除了中国古典元素对中国风音乐有深远影响外，西方流行音乐对中国风音乐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20世纪90年代，节奏布鲁斯、嘻哈等西方曲风进入华人音乐界，强烈的节奏感及自由随性的律动，吸引了年轻一代的目光。但一些西方流行音乐存在主题消极、歌词粗俗、曲调怪异等弊病。中国风音乐通过加入传统的中式编曲、旋律与唱腔，对西方流行音乐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不足之处。

　　在唱法技巧上，中国风音乐主要是将西方节奏布鲁斯转音与中国传统戏曲唱腔相互结合。节奏布鲁斯以节奏感强、转音灵活为特色，能够很好地抒发复杂的情感，这与中国传统戏曲中的长转音不谋而合，构成了两者融合的基础。两者结合的方式有二，一种是在节奏布鲁斯曲风的音乐中穿插戏曲演唱，如《霍元甲》便是加入了京剧花旦唱腔；另一种是节奏布鲁斯与戏曲唱腔的相互交融，如《Susan说》便属此类。此外，中国风音乐还会借鉴说唱、摇滚等流行唱法表达心志。摇滚版的《one night in北京》，演唱震撼刺激，是流行摇滚乐与国粹京腔融合的典型。说唱意指有节奏地说话的特殊唱歌形式，中国风音乐对其也有借鉴，通常是在歌曲中插入一大段节奏感较强的说唱，歌曲《娘子》《中国话》皆属此类尝试。

　　在乐器使用上，中国风音乐将木管类、铜管类、弓弦类、弹拨类、键盘类、打击类等不同类型的西方乐器与中国传统乐器有机融合。如《东风破》中既有西式乐器钢琴、爵士鼓、木吉他，也有中国传统乐器琵琶、二胡。钢琴音色洪亮宽广，爵士鼓音色丰富多样，木吉他音色典雅朴实，二胡音色圆润柔和，琵琶音色清澈明亮，多种音色的交替、转化，更能表现情感的复杂与深度。《千年之恋》中，强烈的重金属伴奏，撕心裂肺的呐喊式唱法，副歌之后的二胡间奏，中西乐器的交替营造出情感的跌宕起伏，而二胡间奏的使用则成为点睛之处，凄切哀婉的中式乐器音色很好地呼应了歌曲主题。

　　尚需解决旋律雷同、原创力匮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