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陈小雨

  我要拍一部电影，记住故乡，记住外婆，记住在路上寻找家的每一个疲惫的灵魂，记住他们的勇气，以及我们所需要的宽慰。——陈小雨电影创作谈《家在哪里？我一度无法回答》

  电影《乘船而去》于4月12日上映，讲述了独自生活在运河边农村的老太太周瑾突然被确诊脑瘤，漂在外地的子女不得不回乡照顾。大女儿苏念真在上海经营留学咨询机构，正在经历第二次离婚，她坚持要给母亲最好的治疗；小儿子苏念清是个四处漂泊的导游，他支持母亲放下，接受无常。在死亡面前，周瑾寻找着精神的归宿，苏念真和苏念清在不断发现母亲秘密的同时，正与故乡失去最后的连接。

  这是新人导演陈小雨自编自导的首部电影长片，一经放映，豆瓣评分便不断增至目前8.3分的好评。该片曾入围第17届first影展主竞赛，也是2023年金鸡百花电影节国产新片展入围影片，陈小雨还凭借该片获得第2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最佳编剧奖。

  今年30岁的陈小雨毕业于多伦多电影学院电影制作系，2011年开始从事电影创作，曾制作过纪录片。电影上映前夕，导演陈小雨接受北京青年报专访，谈及电影创作历程，他感慨道：“我不在意票房数字，更在意这艘‘小船’能跟观众在电影院里相遇这件事。”

  从来没有把“真实”当做这部电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画

  北青报：很多新人导演的首作都会拍摄与自身生活经验相关的故事，《乘船而去》的创作灵感取自于你的生活经历的某个部分吗？

  陈小雨：这个故事与我自己生活的重合度挺高的。我之前是拍纪录片出身的，对于现实生活会产生一些自觉性的观察。最早想要去创作，是因为我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些很特别的生命体验。当然，这种生命体验在于，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某个人，有时候是我们打了个游戏，或是有时候是我们做的一个梦，而后产生的一种想象。这些都构成了一种生命体验，它足够独特，而我却无法靠语言去描述，因此才拍成影片去呈现它。

  这是一种累积性的生命体验。比如我的外公在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去世了，那是第一次如此至亲的人离开我，这对我造成了一些冲击，同时我的家庭也大起大落，我从“富二代”成为了“负二代”。再之后我身边的很多老人都不断地离开。后来，我在村子里面住，也常常参加葬礼，可以说，我很早就见识到了“无常”。我不会忽略“人终有一死”这件事，死亡的“在场性”对我而言一直都很强，我总是会想如何去面对无常。

  其实，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只有一线之隔。我想把自己曾经对于意义的追寻，对于家人的感受，对于爱的体会，甚至是对故乡的探讨都放在这个片子里面，但它不是1:1的复刻生活，而是来源于真实的感受。

  北青报：刚才提到了你曾经拍过纪录片，后来为什么不继续拍摄纪录片了？

  陈小雨：在拍纪录片之前，我就拍过剧情片的微电影，也写过两部长篇小说。对我来说，虚构和非虚构，都只是讲故事的一种方法。而纪录片里的故事，有时候太依赖于具体的一种情形，某种具体的社会背景，更适合用纪录片的方式拍下来。但是有一些故事对我而言，它是有点抽象的，有点象征性的。虽说《乘船而去》是一部看上去有一定写实性的电影，但是我从来没有把“真实”当做这部电影的首要目的去刻画，我觉得它体现的是带有象征性的、寓言式的故事。

  而对于纪录片而言，当我们在记录故事的时候，有可能这件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有时在影像上的展现只能停留在口述，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次都能够参与到事件的进行时当中，它的叙事时态是完全受限于真实情况的。而虚构的故事有其灵活度，我可以讲过去的事情，也可以讲未来的事情，我在时态上变得更加自由了。

  此外，纪录片一直有其道德的困境，当我去拍一个人物，去拍他真实的生活，就会涉及别人的隐私。比如哪怕在那个当下，他愿意被拍，但可能过了三五年，他就不愿意了。这种问题会让我慢慢地退却，因为我们在讲好一个故事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要不断深入人物内心的。而在虚构的剧本当中，我可以去剖析人物的内心，比如在《乘船而去》中，儿子阿清要抉择是否尊重母亲不愿治疗的意愿，当看到母亲主动拉下氧气面罩，他在那一刻挣扎过要不要帮母亲把面罩戴回去。我可以在剧情片里面深挖人物的情感，但是在纪录片当中，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而我把它记录下来，那是会很残忍的。

  想让观众自己看出来这些情节，而不是我直接去告诉观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