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沁鑫导演的新作《苏堤春晓》近日在京上演。该剧以北宋文豪苏东坡生平为题材，以他在杭州任职期间带领百姓治理西湖、营造苏堤等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个以民生为重、以出世心态做入世之事的儒家知识分子形象。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

  中国话剧发展史上，历史剧创作占据着独特而重要的位置。《屈原》《虎符》《关汉卿》是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新时期以来的《大风歌》《商鞅》《李白》等剧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剧观的问题曾在30至40年代、50至60年代、80至90年代发生过三次著名的论争。论争的核心问题一直围绕着“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展开。

  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论争中，郭沫若提出了“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历史剧的要旨在于把握历史精神，而历史精神不能凭空杜撰，必须基于史实。50至60年代的历史剧论争，一派以吴晗为代表，另一派以李希凡、王子野为代表，论争核心围绕历史真实应怎样具体落实，带有鲜明的时代政治印记。80年代至90年代的论争则是在“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下展开的，诸多论者试图对“阉割历史、图解政治”的实用主义历史剧创作进行纠偏。余秋雨提出了历史剧虚实比例的七条细则；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则倡导在历史精神、人物心理真实的基础上彰显剧作家的主体精神。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历史主义和互文性理论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只能借助历史的文本媒介，从观念出发去重新建构历史事实。历史剧中的“真实性”似乎也不再仅仅是一种客观尺度，而转到了接受者的“真实感”。

  因此，《苏堤春晓》的创作面临着一系列传统历史剧创作思维定势的挑战：如何突破“历史正剧”的固有模式？如何发掘苏东坡这个历史人物的当代价值？如何以现代的舞台语汇表现宋代的文化气韵？

   非线性叙事

  《苏堤春晓》一改传统历史剧的叙事方式，以非线性叙事方式结构全剧，以艺术主题的逻辑取代了线性的叙事时间发展逻辑。

  比如，戏的开端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言论得罪宋神宗。通过歌队的叙述，引出苏轼在1070年呈送宋神宗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和1071年的奏折《上神宗皇帝书》的内容。然后笔锋一转，又表现了一个日常生活的场面：苏轼在走路时不知礼让宋神宗。通过虚实场面的结合，一个性格洒脱、“不懂事”的苏轼立刻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接下来的场面中，宋神宗在欧阳修的劝说下，回顾了年仅21岁的苏轼中进士时之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为了展现皇帝的宽容大度，他不仅没有惩罚苏轼，反而给他加官晋爵，派苏轼赴任杭州。

  苏轼在杭州生活了五年多的时间，将杭州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诗中写道：“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故山归无家，欲卜西湖邻。”

  《苏堤春晓》虽然在整体上有着非线性叙事的特征，但同时其主体事件的安排仍然以苏轼两次赴任杭州的时间顺序为主，做得恰到好处，不会给观众的观赏造成理解困难。

  非线性叙事是一种打破传统时间顺序的叙事方式，不仅展现了编剧、导演的创新，也体现了当代戏剧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故事中，事件的发生和解决不按照时间的流程进行，可能采用倒叙、插叙、闪回、闪前等手法，呈现出断裂、省略、交叉等多种形态。这种叙事方式不围绕单一的线索展开，而是存在多条故事线并行的情况，可能表现为“多重时空”“主题并置”“对话式复调”“对位式复调”等多种形式。

  《苏堤春晓》为观众展现了一幅多层次、多视角的历史画卷。首先，非线性叙事方式使情节编排更加丰富多彩，剧情自由穿梭于时空之间，灵活展现了苏东坡一生的起伏跌宕。从治理杭州的政绩，到与家人的情感纠葛，再到与同僚的政治斗争，这些看似散乱的片段在非线性叙事的结构下被巧妙地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人生图景。打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束缚之后，剧情更加紧凑、引人入胜。其次，非线性叙事使得人物塑造更加立体生动。通过跳跃式的时空转换，突出了苏东坡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人格魅力，以及他对民生幸福的执著追求。最后，由于剧情的跳跃性和碎片性，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需要自行拼接和解读这些片段，从而形成与作品的互动，更加主动地参与到作品中来，进一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人格自足千古

  展现历史事件、塑造历史人物是历史剧创作的根基。历史剧创作须以史实为基础，塑造丰满可信的历史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