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长卫在新作《刺猬》中仍然彰显了他独具天性的导演风格，并且，主人公王战团身上有高卫红（《孔雀》）、王彩玲（《立春》）、赵满意（《最爱》）等角色的影子。这些人物都内心丰富、天性显着，他们并不试图转变身边的人或情况，只是不满于实际天下的平庸乏味，想为某件事奋力一搏。当然，在“正常人”眼里，他们的行为脱离现实、偏离常轨，因而令人侧目。

　　顾长卫电影的影像虽不鲜丽华美，但常在淳厚粗粝中浮现匠心。《刺猬》中大量的不规则构图自出机杼，突破了观众的视觉习惯，画面中常常展现交织的斜线，颠覆了平静不乱的和谐之感，让观众像是时刻置身于即将坍塌、令人焦躁压抑的天下中，形象地还原了王战团对实际的主观感受。

　　顾长卫的电影常以灰色为主色调，给人沉闷、单调之感。这种色调反映了中国北方当地县城的生活底色，也默示了身处社会边沿的人物所面临的实际逆境和内心挣扎。这种灰色调连结于顾长卫的怀旧三部曲《孔雀》《立春》《最爱》，成为它们共同的情绪焦点。

　　《刺猬》同样大量利用不饱和的青灰色调，真切地再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氛围和人物心境。直至王战团登上城墙唱歌，观众才感受到被暖色调光影所缠绕的坦荡明朗；直到周正多年后归家，那个曾经是“樊笼”的阳台已变得花团锦簇，才展现了绚丽而饱和的色彩，但周正而今的内心生怕只有一片苍凉的灰色。影片以正向或反向比拟的方式来处理色调，巧妙地展示了主人公内在情感与外部情况的接头，赋予了影片更深层的内涵。

　　《刺猬》对于顾长卫来说有一种“回来初心”的意义，他放弃了相通《微爱之渐入佳境》（2014）和《遇见你真好》（2018）那样的喜剧爱情片类型，继承实践他习用和善于的题材、风格与主题。影片中的王战团、周正，与四周的情况产生了多个维度的激烈碰撞，一路踉踉跄跄，留下浑身伤痕。影片试图经由他们的故事，让观众看到实际天下中麻木、功利、刻板的一面，以及人与人之间那隐匿的隔阂、疏离与冷漠。

　　疾病的隐喻与象征意义

　　王战团是岳母眼中的魔怔，是老婆的心病，在旁人看来更是与“精力病人”无异。王战团确实常有出格的言行勾当：他从不以“大姑父”或“岳父”的身份自居，而是要求他人直呼其名。这似乎默示了，王战团不想被世俗的伦理关联束缚，而是想回来最纯粹的“个人”状态；为了满足对海洋的向往，他冒险潜入一艘货轮，完成了超过宁靖洋的荒唐之旅；他热衷于创作诗歌，喜好演绎《海底两万里》中的情节。这种以率真面目示人的状态，在王战团看来天然而然，但在“凡俗之辈”眼里则显得离经叛道。

　　影片将王战团塑造成带有隐喻意味的“疯癫”形象，但他其实比常人更通透、真诚、超脱，是一种“鹤立鸡群”般的不正常。王战团的追求能够总结为“诗和远方”。他在诗篇中，感慨着本身心系别处，却被琐碎庸常的生活所牵绊：我从荒野来，要到大海去，远方的汽笛已经响起，生活却拦住了我的去路。于是，王战团作为一个“病人”，在影片中有了强烈的主题意义，他反向印证着每个人内心早已失落的，对空想和热忱的憧憬与想象。

　　影片横跨了近40年的韶光，勾勒了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迁。然而，这些变迁对王战团险些没有发生影响，影片甚至没有呈现这个家庭在时代巨变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王战团始终贯穿着乐观坦然、自由随性的人生立场。这虽然成为人物的一种性格特质，但也默示影片对王战团的设定有概念化的倾向。

　　尤其与《孔雀》中的高卫红相比，王战团的形象更显平面化，影片未能充实揭示人物性格的成因和动机的本原，也未能深入揭示人物在追逐目标时的内心起伏，连王战团身上足够的诗意与良俦的创作才调，都显得来历可疑。这意味着，王战团只是作为一种情节符号，用于制造剧情上的尖利接头，并为主题建构添砖加瓦。至于人物自己的立体性可能性格的复杂性，影片并不用心。

　　对于王战团这种“精力病人”，他的家人一方面加以排斥并贯穿间隔，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治疗，甚至考试民间迷信的驱邪仪式。当统统都无济于事后，大姑干脆将王战团囚禁于家中，用药物使其每天昏昏欲睡。最终，情绪耗尽的家人顺应王战团的恳求，把他送入精力病院。因此，大姑等人对王战团实施了福柯意义上的“规训与责罚”，即对“不合规范者”贴上标签，进行矫正处理，最后将他们隔离在特定场面，以免影响“正常人”。对于今世社会而言，这相当于一套净化法式，扫除各种干扰或破坏因素，以维护社会有序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