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

　　《金庸武侠世界·铁血丹心》（以下简称《铁血丹心》）已上线。几乎是惯例：金庸作品每次影视化，必引来一片争议声。点赞者认为它唤醒了年轻一代的武侠梦；质疑者则认为，原作多次搬上荧屏，难有新鲜感，何必再试？且每次尝试都有改动，越改离原著越远，意义何在？

　　这就忽略了，人们正从“读”金庸，转向“看”金庸。

　　据学者严靖在《视觉金庸、技术和文学教育》中称：“在武大的课堂或课下，经常进行这样的调查：‘读过金庸吗，读过几本？’大部分学生表示听过而没读过，读过三本以上的几乎没有。与此同时，他们又大都会补充说明：‘看过’某部根据金庸小说改编的影视剧。”

　　这意味着：在今天评价《铁血丹心》，可以更多依照影像逻辑，而非仅仅是文本逻辑。

　　每次改编，都是对金庸的激活

　　金庸文本成为经典，有其时代因素。

　　不论从主题看，还是从写作技术看，金庸小说均属通俗文学，它很好地把握了娱乐化风潮——受时代因素影响，遂使“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

　　从文本逻辑看，金庸小说的特点在于：

　　其一，线性写作，重视故事。

　　其二，强调人物的类型化，而非典型化。

　　其三，主题匹配当时读者，与今天读者的视角和重心或有不同。

　　从“读”的角度看，金庸小说有其内在的完整性，给观众以广阔的想象空间，但在肯定“读”的价值同时，可以不拘泥于“读”本身而对“看”提出要求。

　　正如美国著名文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

　　这里的“误读”，可以理解为不同的解读。对于原作而言，没有新的解读就难以创造，一部经典可能将因此变成博物馆中的故纸堆，不再与真实的生活相关——这意味着它仅仅是历史。正因持续的影视化，金庸的文本才得以被赋予新的理解和打开方式。

　　然而，金庸的文本不好改，因为武侠与当代人的体验，很难结合起来。

　　金庸自己也承认，法治社会不需要侠客，无视制度、放纵暴力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就算赋予“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宏大叙事，仍无法在道德上自洽。事实如此：战胜邪恶势力后，侠客们反而丧失了存在的理由，除了“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人生其实依然是不完美的。

　　如何突破这种童话式结尾，是影视改编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犹如各自通关的大型游戏

　　从“好读”转为“好看”，就会发现：《铁血丹心》的策略至少是有趣的：它在尊重原著主题的同时，改变了视角，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转向“武侠的个人成长”。

　　金庸的写作重在叙事，以多线索、多悬念、线索清晰、本末完整、变化多样著称，犹如述史，目的是将人物置于复杂局面中，直面取予之难。而武侠之所以成为武侠，恰恰就在于他会在关键时刻战胜自己，选择大义。

　　金庸武侠世界不再“造神”，而是将原作拆成几个人的故事，从述史转向写人。在先出的《铁血丹心》中，不仅郭靖、黄蓉与以往不同，黄药师、欧阳锋、洪七公、杨康、穆念慈、欧阳克、梅超风等，都大有改变、更为立体。

　　比如黄蓉，不再是拿捏一切的智多星，而是更显孩子气，好胜、贪玩，却预留了成长空间——从别人口中的“小妖女”走向大侠。

　　再如郭靖，不再呆头呆脑，而是突出不谙世事的“钝感”，打破了原有的“木讷近仁”的刻板印象。剧中突出表现了他的各种奇遇：误喝蛇血、名师传授……虽原著中均有，但删繁就简，将“傻人有傻福”变成“不断练级通关”。

　　至于杨康，原著中他的“黑化”主要源于利益算计；剧中则刻画了他悲剧的一面，在身份危机中无法自拔，在心理失衡中走向恶毒。

　　欧阳克则沉浸在受创的童年经历中，用放纵、作恶来自我麻醉，误以为那就是疗愈之道。

　　在《铁血丹心》中，梅超风的形象很惊艳；洪七公也从大腹便便，转为干练形象；欧阳锋则一脸刚毅自得，为“毒”的正当性做足了心理建设；潇洒的黄老邪却带上了浓浓的忧郁，似乎被困在自己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