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如果“第六代”这个极为含混、不断引起质疑的概念真的存在，那么管虎或许是当下最能贯彻其创作理念的导演之一。

　　第六代的“寻找”

　　从当年的“先锋电影”到如今的“主流电影”，管虎在创作中始终贯穿着同一个动作——寻找。

　　《头发乱了》里的叶彤对爱情和这座城市都感到失望，最终决定离开故乡北京；《杀生》里的马寡妇最终带着牛结实的孩子，离开长寿镇去寻找新生活的可能；我们甚至可以将《八佰》结尾处中国军队的撤退视作对国家命运的再次找寻。显然，在《狗阵》里，管虎仍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个动作：结尾处，彭于晏饰演的二郎带着黑狗的后代，又一次踏上了寻找新生活之路。

　　始终在“寻找”的不只是管虎。张元曾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应该是垮掉的一代，这一代应该在寻找中站立起来，真正完善自己。”如果说“第五代”的电影里写满了对历史的关注和解读，热衷于以寓言的方式透露出对民族文化的深切热爱和忧患意识，那么“第六代”则从宏大叙事转向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怀，急切地希望在经验世界的碎裂中寻找并确定自己的位置。

　　于是，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里，他们寻找理想，寻找“朱赫来”；在王全安的《月蚀》里，他们寻找爱情，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在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里，他们寻找单车，以及失落的尊严。“第六代”就像《周末情人》中的那些年轻人，生活困窘，居无定所，总是若有所思地在寻找着什么。

　　在《狗阵》中客串演出的贾樟柯，早就用一部《站台》把他们这代人的集体记忆书写于银幕——该片中的山西汾阳县文工团演员们为挣钱不断降低底线，却没能为自己的精神世界找到寄托。换言之，“寻找”就是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关注，是对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探究。《狗阵》中的二郎，仍在重复“第六代”的创作母题。

　　对“现代”的矛盾态度

　　但是，“寻找”或许注定是没有结果的。一方面，“第六代”和前辈们不同，并不完全回避和排斥现代文明，也就无法从历史和传统中寻求归宿（比如用电影来“寻根”）；另一方面，如今的新生代导演，比如陈思诚、大鹏、贾玲等，则对“寻找”毫无兴趣，不仅完全陷入对现代文明的浪漫想象，更主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商品社会消费符码的一部分。于是，“管虎们”电影中不断强调的主题——物质诱惑对真挚情感的湮灭，物质追求带来的干枯与无聊——已经在这个时代显得不合时宜、曲高和寡。

　　由此不难解释《狗阵》为何充满自相矛盾：二郎的父亲不善表达，却把对儿子深沉的爱浓缩在了那张积攒多年的存折里，这是管虎对传统的眷恋与不舍，恰如《老炮儿》对于旧日时光的过度美化。西北小镇的破败与荒凉，以及人与人之间和温情脉脉毫不沾边的日常生态，又让现代化的转型显得顺理成章，恰如《杀生》里牛结实蓬勃的生命活力对陈腐、保守的旧制度的有力挑战。

　　所以“管虎们”在极度边缘化的、疏离的故事之中表达的不是对“现代”的认同或否定，而是重新反思和追问自己成长的历史。这种反思既要求告别，又要求新的可能性。可是这种可能性到底在哪儿，不仅管虎自己无法解答，当下的电影市场也给不出答案。《狗阵》中的二郎三次试图驾驶摩托车飞跃沟壑，结果都不幸坠落。这个黑色幽默的桥段既是导演的自嘲，也体现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始终“在路上”的第六代

　　事实上，这种无力感多年来一直困扰着“管虎们”的创作：“现在越来越难以判定，是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还是成龙的《红番区》更接近电影的本质。”从早期的“地下电影”一步步走向主流的“第六代”，既不希望被无处不在的文化工业与市场吞噬，又不甘心处于边缘位置。从极度个人化的《头发乱了》到沦为大众影像狂欢的《厨子戏子痞子》，从具有丰富隐喻内涵的《杀生》《斗牛》到彻底拥抱市场的《金刚川》，管虎似乎始终很难和社群建立有机的联系——和《狗阵》中的二郎一样，很难找到一条明确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