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动画理论的百年之旅

  电影《白蛇:浮生》海报。

   【文艺观潮】

   中国动画已走过百年的发展历程。回望这段历史,动画创作与动画理论共同发展,从萌芽到突破,呼应历史与时代的召唤,进行民族化表达的探索。尤其是动画理论围绕动画创作的表达方法、观众接受、美学研究,在交叉路径中持续关注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融合视角下不断拓宽学术边界,推动中国动画走上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成长之路。梳理中国动画理论发展史,可以厘清中国动画风格变化的根源,更能为分析未来中国动画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从萌芽到发展:在技术拓荒中进行动画原理初探

   在经历了杨左匋、黄文农等动画人的拓荒后,1926年以逐格拍摄方法创作的动画片《大闹画室》揭开了中国动画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序幕。由于缺乏参考资料,现在看似简单的动画原理成为彼时动画人面临的难题。早期的动画先驱通过临摹外国动画、创作动画广告积累经验,摸索技术。所以,这一时期的动画创作如《大闹画室》《纸人捣乱记》深受美国动画影响,形成滑稽活泼的创作风格,以及真人拍摄与手绘相结合的特点。相应的,动画理论主要以介绍研究外国动画先进经验、探索动画原理为主。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身处动荡时局中的动画创作者开始关注动画的民族特性,推出《同胞速醒》《老笨狗饿肚记》等以爱国救亡的进步思想为内核,配合抗战宣传的作品。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关注到这类作品,对其宣传功能进行分析探讨。可见,萌芽期的中国动画理论主要聚焦动画的宣传功能与技术探索,对艺术的探讨比较匮乏,尚未形成可持续讨论的体系。

   中国动画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进入稳步发展期。和平环境下,动画创作的受众从战时面向全体人民转为侧重儿童群体,题材也更加多样。这时,动画理论层面开始着眼基础概念的厘清,比如,在音译自英文的“卡通”和来源于日本的“动画”之间,选择生动直观的“动画”作为学术名词,并将这种叫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讨论“美术片”“动画片”的关系,认为“美术片”是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等片种的总称,是以造型艺术方法来呈现创意思维的综合艺术。

  走向兴盛和开放:形成享誉世界的“中国动画学派”

   1957年4月,伴随着中国第一家专门生产动画作品的专业制片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美影厂”)成立,中国动画创作进入兴盛期,不仅折纸片、剪纸片、水墨动画片等新片种层出不穷,还诞生了《小蝌蚪找妈妈》《大闹天宫》等享誉国际的动画作品。动画人对动画理论的探索也卓有成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特伟、靳夕等人关于动画电影民族化、艺术化及创作方式的理论探讨。他们认为,动画作为一种富于夸张的假定性艺术,在表现魔鬼仙妖、幻境法术等特殊题材时能突破真人电影的局限性,展现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色彩。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大量取材于神话传说,充满趣味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品竞相出现。与此同时,动画人还发现动画在指涉现实和历史时,能将严肃题材转化为更富有想象力且更具乐观主义基调的内容。比如《壁画里的故事》把人民公社集体对抗自然灾害的主题诠释为乌云与黄土之间的斗争。将事物进行拟人化处理,用动画表现童话寓言故事以讲述深刻哲理,这种举重若轻的形式越来越受到创作者重视。更为重要的是,学者开始强调动画创作应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样才能体现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动画的美学价值。这一时期的诸多动画作品印证了这一观点,为之后“中国动画学派”的诞生提供基于技法形式、美学表达、灵感触媒的经验参考。

   改革开放后,中国动画出现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1986年2月,新中国动画史上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动画企业广州时代动画公司成立,打破了几乎由美影厂“垄断”创作的局面,形成日渐开放的创作格局;二是外国系列动画片登陆中国电视荧屏,在其竞争之下,中国动画创作不再局限于大银幕,也开始着手系列电视动画创作,使《邋遢大王奇遇记》《葫芦兄弟》等作品成为一代人的童年记忆。与动画创作同步,动画理论研究展开理论体系的搭建。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提出“中国动画学派”。1985年松林在《当代电影》刊发的《愈有民族性 愈有国际性——美术电影民族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中写道:“美术电影的民族风格虽然已经形成,并取得卓越成就,世界动画界也把我国美术片称之为‘中国动画学派’,但它仍然在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之中。”这段文字将“中国动画学派”这一早已融入动画创作实践的概念第一次纳入动画理论的研究范围。自此,中国动画在世界动画领域有了特殊的身份标识。依托这一概念,中国动画以独特的民族美学,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动画美学话语并立,展呈出独特而深厚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