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浴火之路》中，刘烨饰演赵子山

　　张虞茗

　　英国电影导演安东尼·明格拉曾说：“电影不但是一种艺术，更是一种社会现象。”近年来，“复仇”爽剧成为了观众青睐有加的新类型，取材自现实问题、蕴含法律与道德交叉冲突内涵的相关影视剧，凭借其极具冲击力的“暴力美学”、一波三折的情节以及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不断登上大小屏幕并引发大众热议。今年国庆期间，《浴火之路》热映，这部以打拐为主题的电影，展示了三位绝望的父母在子女遭遇拐卖后踏上寻子复仇之路的惊心动魄。而在此前，7月上映的电影《默杀》以校园霸凌为起点，同样编织了一幅关于复仇血案的悬疑画卷。

　　光影交错的电影世界里，明暗沟壑处潜藏的是现实的阴暗。从《默杀》到《浴火之路》，复仇爽剧通过报应主义满足了民众“天理昭彰”的朴素感情需求。然而，影视剧中手段上自行其是的、讲求惩罚效果的报应主义是否符合我国现代刑法的理念主张？情绪的煽动是否真正有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两部影视作品中人物形象情节设置的分析，深入探讨“复仇爽剧”中的价值观及其与法律价值取向的理念张力。

　　气氛的烘托与紧张情节设置：复仇爽剧对共情效果的追求

　　复仇爽剧能够引爆话题并引起思考的前提，在于通过情节设置和画面效果引发观众的共情。当观众处于和复仇的主人公同一思考站位时，这一类旨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电影中的复仇才具有吸睛效果。

　　在电影《默杀》中，一起校园霸凌案作为引线迅速引爆后续的连环效应——原本高薪的母亲为了说话障碍的女儿进入学校当上了清洁工，却意外撞见女儿被四个女孩校园霸凌。而在霸凌结束后，四个施暴者却被一名身穿黑色雨衣、手持带血尖刀的凶手分别虐杀。警方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一切的起点始于多年前的另一起校园霸凌。影片采用多线交叉的叙事手段，将一新一旧两桩校园霸凌案作为“默杀行动”的起因，更通过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拍摄了暴力和凶杀场面，增强了电影的视觉冲击力，以让观众快速进入故事情节，在电影的一开始就预设立场共情脆弱的受害者群体。

　　而在《浴火之路》中，三名主人公的过往遭遇随着故事的发展循序渐进，除了在故事开篇便点明孩子被拐的崔大路之外，一心只想赎回被人贩子丈夫卖掉的女儿的李红樱、经历了丧子之痛与妻子一夜疯癫的赵子山对自己的经历讳莫如深，影片在寻人的明线故事中一点点揭开人物沉默的真相，将寻仇的主线凸显无遗。械斗、杀戮，紧凑的故事情节和紧张的动作戏份让观众在高潮迭起中不由得为主角团的遭遇惊心，又在真相大白与夙愿得偿的瞬间动容不已。

　　一般而言，复仇爽剧往往以事后为切入点，在复仇的过程中插叙过去的惨痛经历。《默杀》选择利用极具冲击力与夸张性的银幕表现，通过浓重色彩与宗教意象的气氛结合，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校园霸凌的残忍及其催生出的罪恶肆虐。而《浴火之路》则采用更紧凑的故事情节和更频繁的动作戏份，通过利用主角彼此间的信息不对称，让观众与其他角色同步信息的同时，对“复仇者联盟”的遭遇更富同情。

　　两部电影殊途同归地采取了非线性的叙事手段，将过去和现在、表面和真相交织，随着情节的推进和案件的勘察进度，抽丝剥茧般逐渐引出真相，激发了观众的求知欲和观看兴趣。同时，气氛的烘托、画面的闪回以及演员细腻的演绎，让观众迅速感同身受受害者家庭经历的痛苦与内心亟待宣泄的怒火，这样的共情本身有利于引发观众对社会问题的关注，甚至通过舆论解决受害者的困境。这是现实题材的复仇影视剧区别于其他“爽剧”的优势所在，但问题在于，这样的共情如果不加以引导，可能会导致刑法的谦抑性危机。

　　挣扎的受害者与“过客”般的法律人：镜头语言对报应主义的声援

　　法理学家贝卡利亚曾说，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刑罚的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谦抑、审慎已成为当今世界刑事司法理念的共识，但由于长久以来“明儒暗法”传统观念的影响，用刑重典的民间认知在我国依然延续至今。民众的朴素法感与正义观念天然赞成所谓的“报应主义”，即基于惩罚而非预防的要求，强调刑罚作为对犯罪报应的存在。而电影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经历的刻画，实际上传递了近乎殉道般的复仇信念，这与报应主义中最为传统的私下复仇的救济手段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