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兄弟情义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宣扬这种情感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的经典母题之一，更是港产警匪片不可或缺的叙事支点。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如今影视作品中的兄弟之间似乎已不再讲求“有情有义”。不管是主打修仙、玄幻的古偶剧，还是主打悬疑、职场的现代剧，虽然双男主设定几乎已经成为标配，但他们之间的互动却不再有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痛快淋漓，更没有那种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壮志豪情。简单地说，“情”还在，“义”却消逝在了历史之中。

　　这恐怕不只是创作者无意识的审美选择，更与大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趋势息息相关。如果说兄弟情义曾经承载着文艺作品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真挚表达，那么当下的双男主设定似乎在意的不过是炒热话题、博取眼球、获得流量。而后者在文化市场中的“大获全胜”也向我们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兄弟情的“真”与“假”到底重要吗？影视艺术还应不应该在揭示人生与现实的层面上较真？

　　兄弟情义与理想社会

　　一切还得从观众最熟悉的电影《英雄本色》说起。请注意，我们不应把它简单地视作江湖内幕或者英雄神话的再造。小马哥的一句经典台词，“不是为了证明我了不起，我只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已经揭示了这部作品的精髓。

　　这不仅是影片中几个饱受压抑的男人通力结义，以成就大事吐气扬眉的愿望投射，更是当时观众主观愿望和感情的投射——吴宇森电影始终相信的是善恶分明，始终祈求的是公平正义，小马哥、宋子豪等人始终致力于恢复条理清晰的秩序世界。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正在经历一系列剧变、转型，市场化、工业化以及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强烈冲击着公众的传统认知。时至今日，港产警匪电影仍然让许多观众念念不忘，就是因为它们将兄弟情义设定为电影叙事的最高法则之一，试图依托其恢复不理想的社会秩序，重新构建理想中的价值体系。

　　兄弟情义之所以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在“情”，更在“义”。《喋血双雄》里的李鹰和小庄因为有共同的价值取向，才有了为对方两肋插刀的动力，他们用枪火纠正世界的道义；“反英雄”的王家卫让《旺角卡门》中的阿华和乌蝇失去了潇洒的大衣和双枪，奔波在社会底层，但仍然承认其最朴实的兄弟情感。

　　用今天的眼光回看这些电影，不难指出它们在情节上的不合逻辑、在情感上的过度夸张，但毫无疑问，兄弟情义仍然符合观众审美接受的朴素要求，比如惩恶扬善、善恶有报等。毋宁说，只要我们还在怀念、追求这些中国传统人伦，这些经典的港产警匪电影就不会被忘却。

　　于是，《古惑仔》系列虽然消解了吴宇森的电影符号，彰显了年轻人的欲望和快乐，但还是把坚守承诺、信义当作电影的基石；直到上世纪末的《枪火》，杜琪峰还在用五个保镖的故事展现五个男人心照不宣的情义。电影的表达在变，但对兄弟情义的宣扬看上去不会变。但事情真是这样吗？

　　“义”之不存，“情”将焉附

　　新世纪初的《无间道》似乎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刘建明和陈永仁的势不两立，不仅是因为他们处于不同阵营，更是因为他们身份、性格的“模糊性”。无论是“督察”，还是“卧底”，他们都不能再做一个纯粹的“好人”或“坏人”。即使是和陈永仁亦师亦友的黄志诚，也和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让两人之间的“情义”掺杂了太多杂质。

　　与其说是叙事和人物关系的复杂让《无间道》里的兄弟情义变得不再可能，不如说是文化认同、身份认同的危机让主人公不得不面对两难选择，这无疑是个明显的暗喻——世界正在变得混沌，价值观也不再那么明晰，创作者和观众不约而同地对兄弟情承载的意义产生了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