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小鱼

　　邵艺辉导演新作《好东西》是其作品《爱情神话》的平行篇。两部影片的创作内核是一致的：如果说《爱情神话》旨在打破世间“神话”，那么《好东西》所强调的“好东西，就是让人开心的东西”，则是在告诉观众，每个人都要坚持自我，不要让生命困于“道理”“规则”等束缚之中。这无疑是新一代女性导演跳脱传统模式，对现代都市生活新颖而深刻的认知与把握。

　　没有“爱情”也没有“神话”

　　《爱情神话》和《好东西》都从爱情的出现开始，都在爱情消逝时结束。前者结尾，众人在追思老乌的聚会上集体观看碟片，房间里的男男女女本指望从中看到浪漫的倾诉，却被费里尼支离破碎的情节弄得意兴阑珊。显然，此处的情节已成为一个双关语：既是祭奠逝去的老友，也是祭奠一去不返的爱情。

　　《好东西》里的一众角色在寻寻觅觅、兜兜转转之后，也没有在爱情方面取得任何进展。尽管王铁梅接纳了小马，但两人终究只停留在“在家一起看电影”的关系；尽管小胡希望能和小叶“认认真真在一起”，但小叶已经认清了这段感情的实质。至于前夫在王铁梅周围“添乱”，对她来说更是无关紧要的生活小插曲罢了。

　　同样把镜头对准现代都市女性，同样尽可能给女性观众提供认同快感和个性主张，《好东西》和多年前的“小妞电影”却有本质区别。如果说后者是通过讲述一个皆大欢喜的浪漫故事来提供慰藉，以此维系和稳定主流社会的传统价值观，那么在当下这个个体化、原子化趋势明显的时代，爱情显然已经不能成为解决生活难题的万能方案了。这也是《好东西》《爱情神话》总能让观众感到亲切的原因。

　　必须要指出的是，导演邵艺辉并不“反对”爱情，正相反，其电影中的角色总是在调侃嬉笑中处理着情感关系，享受自由和主动的快感，也是一种立场表达。在《爱情神话》中，白老师的儿子白鸽修眉、化妆、护肤，而他的女朋友洋洋大大咧咧，被老乌说成“像个男孩子”。他们不符合传统性别角色定位的个人形象，反映的就是导演对当代人所受规训的明确拒绝。

　　在《好东西》中，小叶先是故意在大楼保安面前谎称自己是“后妈”，又在小胡面前谎称自己已婚且有个9岁的孩子。表面上看，这是小叶对自由个性的追求，事实上却是当代社会“神话”对都市女性的另类精神束缚——年轻人就一定要很“酷”很“洒脱”？另类精神束缚的受害者当然不只是女性，就连潇洒的鼓手小马试图亲近王铁梅时，也会不自觉地学习情色电影中的“招数”——可谁又规定，男性一定要用某种行为表现“男子气概”呢？

　　因此，导演真正想表达的是：现代人需要的既不是心灵鸡汤式的“爱情”，也不是对自身做出规定性要求的各类“神话”，而是一种不受束缚的状态，是个人生活的多样性。

　　拒绝“刻板”也拒绝“对立”

　　观影过程中，当王铁梅的前夫把“结构性问题”“你读了几本上野千鹤子”挂在嘴边，当小马在饭桌上一本正经地说出“我们都有原罪”时，身边的观众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的笑声。如此轻松的观影氛围真是久违了。但另一方面，关于本片，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上确实也出现了一些负面声音。

　　之所以会有争议，或许因为有人误解了本片的用意，这恐怕也和当下影视创作的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正不断走向开放，各种观念、意见之间的张力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舒缓或消解，对性别话题的探讨自然也应该转向更细腻的人性化探寻。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部分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刻板化”，这也间接造成了舆论场中的撕裂与对立。无论是都市爱情题材，还是古偶题材，都不乏为表达女性话题而表达女性话题的作品，女性人物的设定成为一种迎合消费心理的空洞而悬浮的能指，使角色失去了普遍意义或代表性。有的作品一边强调女性的“坚强”“独立”，一边又大肆渲染角色的颜值作用，以及在异性面前发挥的魅力攻势。

　　回过头来看本片，我们更能体会其可贵之处。《爱情神话》和《好东西》一样，都有一段非常出彩的“饭桌戏”。在前者中，三个女人用“剩菜”“大锅饭”等隐喻调侃与白老师的关系，颠倒性地把白老师置于欲望对象，却丝毫没有用女性魅力攻势“争宠”的意思；在后者中，是小马和前夫在饭桌上展开滑稽的“雄竞”。当他们脱口而出一个又一个学术名词时，其实就已经构成了最深刻的反讽——那些时时刻刻在表演如何“关心女性”的人，就和那些一心赚取流量和热度的影视剧一样，只是把女性当作盈利的目标和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