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和伟饰演男主角秦川

丁勇岱饰演首席刑侦专家武英德

富大龙饰演基层干警陶维志

  《我是刑警》以38集的体量，勾勒中国刑侦司法进化史，包括技术和体制，以及围绕这两者伸展出的世态与人心。剧中刻画了老中青三代一线刑警们对于刑侦事业的投入与执着，警魂薪火相传。

  我不是超人

  从第一集开始，《我是刑警》就跟悬疑推理类型剧划清了界线。

  1995年春节矿场的一场未遂抢劫工资款大案，搭上十几条人命，现场惨绝人寰。刑警秦川和叶茂生是通过寻呼机回电才知道这个消息的。接下来的几场戏奠定了全剧的现实主义基调：逼真的条件反射——“死人了吗？死了几个”；逼真的捉襟见肘——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通知警队更多人，秦川吼一嗓子“去现场，去现场”就直奔危险而惨烈的现场；逼真的震惊与恶心——两个刑警离开现场一出门就此起彼伏地吐了一地；以及，逼真的犹疑与顾忌——满满一屋子公安干警开会，秦川在斟酌“要不要说”和“怎么说”上花的心思，一点儿都不比研究案情更少。当他好不容易结结巴巴说出自己的看法之后，顺嘴提了一句“我读大学的时候——”，这一丁点儿“显摆学历”的嫌疑立马被旁边的叶茂生给截断。他知道，没有什么职业能豁免人情世故，警察当然也一样。

  “警察也一样”的观感，此后常常在各种细节中浮现。

  对秦川一生影响深远的两次战友的牺牲——高所长和叶茂生——都是那么猝不及防，那样了无痕迹地融合在日常生活中。案情并不重大，意外令人扼腕，警察作为肉身凡胎、与普通人同样脆弱的那一面，被饶有意味地摆在了醒目的位置。

  同样地，与秦川素有嫌隙甚至一度闹到水火不容的队长胡兵，在临近退休进入交管系统时出了事故——事故的原因是路遇逃犯，胡兵在刑警“本能”的驱使下追上去，继而在车祸中落下终身残疾。让秦川，也让观众受到震撼的，正是这种在既往作品中并不典型的“英雄主义”。

  英雄绝非天上掉下来的超人，而是长期习惯、素养和信念的积累渐渐渗入了“本能”的产物——这是《我是刑警》塑造人物的逻辑前提。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本剧营造的“罪犯世界”，同样是紧贴现实、具体而微的。

  对矿场抢劫案的主犯宋小军和他老婆白玲的审讯先后进行，“钱哪有够的时候”和“日子本来可以过得挺好的”这两种价值观通过琐碎而充满烟火气的台词激烈碰撞；在偷运黄豆案中，无论是地道的形状和成因，还是盗窃团伙混合了《地道战》《水浒传》、磁力发生器和迷信拜神的“管理”理念，都不是一般悬疑剧会关注的点；在本剧最吃重的连环枪击抢劫案中，杀手张克寒在神出鬼没地犯下一连串骇人听闻的大案之余，居然也会为了跟老婆的关系而烦恼，甚至抽空冒险去办了离婚手续。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们，这部电视剧里的环境没有“真空”的成分——在《我是刑警》中，英雄不是超人，罪犯当然也不是魔鬼。

  我不是神探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作为类型文学/戏剧的重要分支，悬疑类作品的读者/观众早已形成某些思维定式。一旦编导演把笔墨放在这些有可能放慢速度、降低悬念的细节上时，就必然会对收视群体的期待构成挑战。

  在《我是刑警》中，警方和嫌犯的视角常常同时展开，尤其是剧中的几个大案。在这样的平行剪接之下，没有什么秘密是藏得住的——也无须掩藏。编导想得很清楚，坚决摒弃用“负信息差”来制造悬念（用“错误”或者无用的信息干扰观众发现真相，类似于障眼法）的经典套路。老实说，即便在很多所谓“社会派”（相对于“本格派”）的悬疑作品中，敢于将悬念机制抛弃得如此彻底，也是很少见的。

  在《我是刑警》中，我们听到最多的字眼是“摸排”，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大海捞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