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宁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疾病的隐喻》一书开篇，苏珊·桑塔格就点破了疾病之于个体的双重底色。

　　我们在银幕上看到过形形色色的疾病。疾病叙事关乎个体生命，又常常与其他事物勾连，比如浪漫化的悲情，抑或现实与历史的隐喻。关于脑瘫患者的电影，国产片里并不多见，电影《小小的我》进一步聚焦这一群体，以少年刘春和的成长故事去直面生命的阴面、拆解亲密关系的纠葛、应对现实世界的困难。

　　直面不同的自己

　　影片的讲述始于身体的特写：老旧居民楼的楼梯，穿着凉拖的双脚在缓慢而艰难地拾级而上，前景中的栅栏恰如枷锁。在这个镜头里，刘春和没有露出真容，他踉踉跄跄的被围困的人生，却已展露无遗。

　　如同中文片名《小小的我》和英文片名《Big World》（大世界）所揭示的那样，这是一部寻找自我的故事，也是讲述个体与世界相处的故事。

　　姿势异常、行动迟缓的身体，是刘春和与生俱来的标记。除此之外，他还要时常遭遇“脑瘫患者就是智力低下”的误解。与那些在人生某个阶段猝然而至的疾病不同，刘春和面对的是一份经年累月的残缺，是无法逃逸的命运。

　　导演杨荔钠以纪录片创作起家，《小小的我》延续了她一贯的影像风格：喜欢手持跟拍，聚焦日常生活，尽量降低戏剧性与类型化色彩。影片没有太过强烈的戏剧冲突，而是把核心放在对身体的呈现上，毫不避讳、不厌其烦地展现着刘春和身体的残缺：蜷缩的手脚，扭曲的面目，艰难的吞咽、发声与行走。这种展现并非自上而下的凝视，而是一种写实的、平等的注视。

　　我尤其喜欢影片对于他行走姿态的反复描画，其中有两幕令人印象深刻：一幕是他夜晚在家中踱步，逆光中留下一抹摇曳不定的剪影，如同黑暗中的舞者。另一幕是他独自过马路，穿行于熙攘车流之间，以跌跌撞撞的步伐去直面摇摇晃晃的人间。

　　《小小的我》不仅呈现身体，还塑造了一系列与身体有关的意象。曾经收养的三只脚猫咪，无疑是刘春和的化身；门后被海报遮盖已久的镜子，意味着他曾经无法正视自我的残缺。刘春和儿时躲进行李箱，偶然听到了父母关于自己的讨论，让他后来养成怀抱人体骨架模型蜷缩在行李箱里才能安然入睡的习惯。

　　亲密关系的纠葛

　　《小小的我》是一部散文化的电影，情节较为粗疏。主线讲述刘春和加入外婆的老年合唱团，去应对即将开始的演出任务。副线则是母亲临产、刘春和在等待高考录取结果的同时应聘各类兼职，其间又夹杂了刘春和与雅雅的一段无疾而终的情感故事。

　　2013年至2022年的十年间，导演杨荔钠完成了自己的“女性三部曲”——《春梦》《春潮》《妈妈！》。她的电影常常聚焦身为母亲的女性，展现代际间的观念隔阂与情感纠葛。例如电影《春潮》中，母亲纪明岚数十年来对曾经风流的丈夫满怀怨恨，并以专制强硬的方式将这种怨恨灌注到女儿郭建波身上，外孙女郭婉婷则生活在二者的夹缝中。三位血缘相连的女性，活成了彼此疏离的孤岛。

　　杨荔钠的创作意图不只在于描画代际关系，也常常将其作为观察社会与时代的切口。她的多部电影里，家庭情感的表层之下，时代是隐性的主题。《春潮》中，母女两代人的隔阂背后是时代的斫痕。《妈妈！》中，女儿冯济真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却由此触发了遥远的历史的回声。

　　相较之下，《小小的我》对于亲密关系的表述更加温和，同时也暂时搁置了朝向历史的目光。不过，影片仍然借助母女关系、母子关系、祖孙关系、友情关系等，来剖解亲密关系里的爱与恨、温情与残忍、喜悦与怨怼。

　　影片不回避人性的弱点与亲密关系的陷阱：母亲陈露有对刘春和桎梏般的爱，也有想要再生一个健康宝宝的“自私”；外婆年轻时的自由无羁，使其缺席了陈露的成长时光；女孩雅雅好奇刘春和的特殊人生，但又怯于和他一起迎接整个世界的凝视；至于那出现过寥寥几次的缄默父亲，似乎只是刘春和人生中冷淡的旁观者。影片令人体会到，有时候，乐与痛正是亲密关系的一体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