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导演邵艺辉凭借自己执导的首部长片《爱情神话》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和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年度导演。两年后，她带着《好东西》回到银幕，再次成为整个2024年中国电影行业中最“有阅读量”的话题。

《好东西》拍摄花絮

邵艺辉首部短篇小说集《人类要是没有爱情就好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爱情神话》剧照

《好东西》剧照

  2022年，导演邵艺辉凭借自己执导的首部长片《爱情神话》获得第3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和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奖年度导演。

  在那一年，因为这部电影，她被冠以许多名头，比如基于身份标签的中国“90后”年轻编剧和导演中的女性新秀；由影片上海气质而催生的“新海派”电影代表人物；以及因影片类型和风格而被类比的“中国伍迪·艾伦”等等。在喧嚣讨论中，无论是行业还是电影观众，都在期待邵艺辉的下一部作品究竟能否续接上《爱情神话》的“灵气”。

  两年后，她带着《好东西》回到银幕，再次成为整个2024年中国电影行业中最“有阅读量”的话题。

  对于影片的讨论有许多层次，结论自然褒贬不一，有人将影片比作中国版《芭比》，有人将邵艺辉视为中国的格雷塔·葛韦格，有人像质疑杨笠一样质疑她，也有人直接指认影片为“脱口秀电影”。

  实际上，这些讨论其实都指向一种稀缺性。一方面是《好东西》作为一种文化话语的稀缺，以至于许多观众和评论者需要征用西方类似的代表作品去类比和解读它，一如影片中大量引用上野千鹤子著作的男性角色们，而这种话语正是在特定范围内建立共通的性别意识甚至生活方式的重要链条；另一方面，邵艺辉的电影风格本身也成为一种在中国电影中相当稀缺的语法。

  从现实主义女性题材影片到“小妞电影”，再到过于流行化而难以真正界定的“大女主戏”，在邵艺辉之前，很少有中国导演以如此轻快、新鲜、富有生活化的、知识分子气质的叙事和视听语言去讲述女性故事。尽管，这种尝试使得《好东西》被诟病为缺乏真正的斗争性，但也足以触碰到女性身份中核心的主体性问题并将其放置于台面上——换言之，放置于生活中。如同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姆斯著名的定义所说，所谓的文化是日常生活实践及其意义系统，而《好东西》及其呈现出的女性生活，恐怕正是既定“规则”下机会主义式的一种盗猎。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呢喃核

  如果要从作品出发去探究作为“电影作者”的邵艺辉，“样本”似乎还有些不足——除了《爱情神话》（2021）和《好东西》（2024）之外，她可供分析的材料更多是经年积攒的文字作品，其中一些在网络上流行过，但更多属于随笔性质。

  然而，即便就从这两部电影出发，也很容易定位到邵艺辉强烈的个人风格，其中之一就与她对于剧作和文字的执着有关。

  如果说中国本土有什么样的典型人物可以与美国独立电影中的“呢喃核”运动建立对话，那么年轻的中等收入群体几乎可以说是不二选择。呢喃核是兴起于21世纪初的低成本美国独立电影流派，关注“do nothing”（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感情生活，通常有即兴创作、无序混乱的特征。在邵艺辉的两部长片中，许多人物都带有明显的呢喃核特质：衣食无忧、单身、文艺，大多没有需要为之奋斗的事业或事业心。《好东西》中的小叶和她的乐队“无条件投降”是典型的呢喃核人物。而即便《爱情神话》聚焦于年近中年的四位主角，他们也相当程度上处于“do nothing”的状态中，叙事基本集中于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