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柳青

　　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落幕，主比赛单元的中国电影《生息之地》获最佳导演银熊奖，在新生代Kplus单元，年轻导演景一的《植物学家》得到评审团大奖。同样在新生代Kplus单元，另一部入围的中国电影《燃比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自1982年《三个僧人》和1984年《鹬蚌相争》之后，时隔40年再有新作入围柏林影展。

　　《生息之地》从儿童视角回望1990年代的村庄婚丧典仪的风俗，宛如一部现代汉文化的民族志。《植物学家》选取“植物”这个特别的切入点，讲演哈萨克族文化与风土的关联，从孩子的角度想象游牧民族与汉族彼此影响的跨文化童话。《燃比娃》取材自四川阿坝羌族民间传说，连络美术史和少数民族艺术史，融汇多样化、勇敢实验风格的动画技法，重述跨民族的现代神话。这些作品的共性在于，跳出工业化和类型化的电影模式，存眷被贸易娱乐所忽略的中国的风土民间。关于中国故事的讲演，强势如“哪吒”虽然使人振奋，然而“讲故事”并非只有一种声音、一个声部，有高亢的主唱，同样必要丰富的和声，这些作品在欧洲影展的场所被看见、被存眷，恰是中国故事的多声部合唱。

　　一则关于“和”的童话：分歧民族和文化的彼此影响

　　《植物学家》的主角是个哈萨克族小男孩，传统哈萨克族游牧为生，族人和天然的关联慎密，植物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联也很复杂，既被用于日常生活，同时构成民间传说中弗成缺少的一部门。“植物”也是明确的隐喻，季候更替，草木荣枯，恰似民族文化在韶光变迁中的陈迹。

　　导演景一不是哈萨克族人，他的父辈从江苏迁居新疆，他在北疆的山村里出世、长大。《植物学家》的拍摄地和景一的出世地离隔一座山，在赛里木湖畔，接近中国的西北疆域线，是多民族杂居的山乡，离哈萨克斯坦非常近。最初，他想的片名是《白屋子里的植物学家》，因为哈萨克族的传统居所毡房叫“白屋子”。然则当他深入牧民社群做郊野调查，发现拍摄地附近的哈萨克族牧民早就不住毡房了，今世化的畜牧业把牧民们从游牧生活中抽离，他们搬家到县城，进入城镇生活，而且雇佣工人来放羊，放牧成为一个工种而不是生活方式。这给了他很深的触动，所有的人生活在这片地皮上，随时间流逝，空间和文化的变迁在继续地产生着。然则在改变中，肯定是新的代替旧的、外来代替原生吗？

　　于是，《植物学家》想象着统一块地皮上，分歧民族、分歧文化、分歧代际共同生活且彼此影响，导演形容，这是一个关于“和”的童话——哈萨克族和汉族，游牧和中原，天然和今世，两两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加法的共生，就像碧绿茂盛的植群。植物的意象分布在整部电影片里。影片的小主角，生活在山村的小男孩和天然的关联是密切的，他经由植物、河流、地皮和动物来感知天下，他的哥哥在城里思念乡村，但乡村只能是他生活中的“停息”，他要飞快地回来城市生活，他受今世诱惑也怀念传统。小男孩长大会酿成又一个“哥哥”吗？导演认为，弟弟和哥哥，以及这个家眷里作出分歧选择的亲人们，像一株植物，一棵枝桠向着分歧方向生长的树。村落里，男孩的生活和一个汉族女孩产生交集，男孩听奶奶唱哈萨克民谣，女孩听着《茉莉花》舞蹈，《茉莉花》和哈萨克民谣相遇的时刻，汉族和哈萨克族、汉文化和游牧文化就像统一片地皮上生长的分歧植物在风中交换。

　　景一说，他更愿相信分歧民族、分歧文化之间存在着有如片中两小无猜的孩子们并肩而坐的时刻，他把《植物学家》形容为“一则现代童话，也是一次祝福”。

　　挑衅贸易电影的惯性：民间故事里索求多形态动画

　　四川阿坝区域的羌族传播着《燃比娃盗火》的民间故事，讲演太古时代一只人类部落长大的山公去神山探求“平坦”的秘密，历经千险，它从“恐惧之兽”嘴里夺得火种，全身着火，它在火中褪去毛发、涅槃成人。羌族聚居地分散，分布在深山里，这个民族只有语言没有笔墨，《燃比娃盗火》不存在笔墨记录，在民间口口相传，分歧村子的版本会有细节差别，但主线都是山公盗火、浴火成人的故事。

　　导演李文愉在羌族区域采风时听到“燃比娃”的故事，作为动画专业西席的他想起了上个世纪上海美影厂继续地把中国分歧民族的民间故事改编成动画短片，此中有一部产生在云南区域的盗火主题短片，叫《火童》。就像他所感慨的，普罗米修斯盗火的主题是全天下民间故事的母题。动画长片《燃比娃》在柏林影展期间放映时，现场观众的大部门是内地孩子，孩子们的反馈是热烈的。被成年观众质疑的“薄弱的故事线”，其实低落了这部电影的接管门槛，让分歧语言、分歧文化配景的观众，尤其低龄观众，陶醉于片中多种样态的动画趣味，包括定格、手绘、剪纸和刺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