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日，电视剧《北上》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播出。这部剧改编自徐则臣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宏阔的人文视野，厚重的历史底蕴，流动的叙事视角，让小说《北上》走出了过往运河书写的窠臼，开辟出运河文学的新版图。

　　徐则臣动笔写《北上》是在2014年，正式发表已是四年之后。这部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从1900年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历史事件写起，以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结束，叙写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变迁。

　　1901年，整个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为了寻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失踪的弟弟马福德，保罗·迪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这位意大利人崇拜他的前辈马可·波罗，并对中国及运河有着特殊的情感，故自名“小波罗”。作为翻译，谢平遥陪同小波罗沿着运河走访，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为顺利走完全程，他们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的各种底层人士一路相随……2014年，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北上》出版后，有人说这是“运河”的主题写作。但对徐则臣来说，他压根没有想到那么远，他“只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他写的是对运河浓郁深沉的情感，是一种精神深处的生命体验，《北上》是他个人与大运河对话的方式。

　　徐则臣从小在运河边长大，这是他写大运河的重要渊源。徐则臣出生于连云港，初中校门前就是江苏最大的一条运河——石安运河，长大后，徐则臣在淮安读过两年书，穿城而过的大运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自19岁开始写作，大运河就成为徐则臣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在盯着这条大河20年之后，徐则臣觉得这件事可以做了。于是他想将运河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送上舞台中心，作为“主角”进行书写。

　　然而，当立意要把自小熟悉的运河当作写作对象时，徐则臣发现，对于运河他其实并不算真正了解。他熟悉当下的运河深浅、两岸宽窄，但对于运河的改道、地形地貌的形成，还有两岸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知甚少。为了《北上》的写作，徐则臣决定走一遍大运河，用“显微镜”仔仔细细地看一遍，了解那里的植被、河道与水质。为了还原运河城市大到街道的历史面貌、小到人们的传统穿着，他逐一考证这些历史细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曾表示，为了描摹1900年代的老相机，还把相机的历史翻了一遍。

　　从实地考察、翻阅史籍，到落笔成书，徐则臣花了四年时间。对这部跨越百年的运河著作，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则臣研究中心主任郝敬波用“底蕴丰富，气象宏阔”来评价，他告诉记者，《北上》并非凭空而来，在写作《北上》之前，徐则臣已经有过多年操练。“到世界去”的主题和“北上”的历史叙事，在徐则臣的“花街”和“京漂”系列小说中曾出现过，《北上》这部小说是在此前基础上，用更自由的方式表达对世界的思考与认知。这是一部以大运河的悠久历史为中心辐射到百年中国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史诗般的长篇力作，“作品在结构安排、情节推进、场景描写上，没有丝毫滞缓、繁冗之处，他用简洁的文学手法写出丰赡的意涵，正如毕飞宇所说，《北上》用三十万字写出了一百万字的容量”。

　　运河书写是徐则臣创作的主旋律。评论家、西华大学副教授蒋林欣注意到，徐则臣的早期作品如《大水》《花街》《最后一个猎人》《刑具制造者》《水边书》等，大都以运河、石码头、花街为主要叙事空间，在或悲情或温暖的人间烟火中，运河之水奔流其中。

　　“20多年里，运河是我的小说最忠贞、最可靠的背景。我在河边生活过一些年，这些被大河水汽笼罩的岁月，成了我写作最重要的资源，河里总有良方……我的小说背景在这条大河上下游走，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徐则臣这样形容他与运河的关系。

　　但在《北上》之前，徐则臣的运河书写主要是基于他的生活、生命体验的文学观照。“如果徐则臣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运河文学甚至河流文学在他笔下就不会有一种新格局、新气象。”蒋林欣有意识地将这部作品置于运河文学史中去审视，发现它与前辈作家的运河书写模式也有迥异之处。

　　大运河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半部文学史都发生在运河边上。四大名著跟运河都有关系，《三言二拍》《金瓶梅》，甚至《聊斋志异》都跟运河有关。当代文学史上也有一些作家写过大运河，并形成各具特色的运河叙事。如刘绍棠的运河系列作品《运河的桨声》《金色的运河》《蒲柳人家》，建构了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刘绍棠由此被称为“大运河之子”；汪曾祺的许多作品也是以大运河作背景，如散文《我的家乡》第一句话就说“我的家乡高邮在京杭大运河的下游”。这些流光溢彩的文学作品参与构建了运河文学，但同时也形成了一定的书写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