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塞尔多夫交响乐团

　　古斯塔夫·马勒的《第九交响曲》不仅是他生前最后完成的交响作品，更是音乐史上最深刻的“死亡诗篇”之一。这部创作于1909年至1910年的作品，以复杂的结构、深邃的情感和哲学性的主题，展现了作曲家对生命、死亡、永恒的终极思考。马勒用这部作品向世界告别。2025年5月17日至18日，德国杜塞尔多夫交响乐团将在首席指挥亚当·费舍尔的率领下，在上海、南京、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和天津四城，上演在国内并不是很容易听到的马勒《第九交响曲》。

　　没逃过“第九交响曲魔咒”

　　马勒对于死亡的思考贯穿他的创作生涯，在他的第一部交响曲的第三乐章中，我们听到一个披着童话外衣的葬礼故事。对于死亡这一主题，马勒似乎天生迷恋。

　　《第九交响曲》创作的前两年——1907年是马勒人生的转折点。他在这一年被迫辞去维也纳歌剧院指挥职务，长女玛丽亚因猩红热夭折，自身也被确诊严重的心脏病。这一系列打击让他深刻意识到生命的脆弱，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眼前空无一物，在这人生的终站，我竟然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正是这种对死亡的预感，催生了《第九交响曲》的创作。

　　马勒也没有逃过“第九交响曲魔咒”，尽管他非常恐惧于此。贝多芬、舒伯特、德沃夏克等作曲家均在完成第九交响曲后去世。最终马勒也未能逃脱命运——他在完成《第九交响曲》后仅一年便溘然长逝。手稿中“呵，我消逝了的青春，我消费了的爱”等注释，更直接映射了他临终前的心理状态。

　　当然，关于这部作品的“告别叙事”也好，死亡阴影也罢，伟大的作品总是禁得起多样的诠释。5月来华指挥杜塞尔多夫交响乐团演出这部作品的指挥家亚当·费舍尔，在为该乐团《第九交响曲》的唱片撰写说明时曾指出：“马勒的《第九交响曲》并非是关于死亡，而是关于濒死的过程。死亡和濒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研究《第九交响曲》时，我意识到，除了德语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哪种语言中‘死亡’和‘濒死’这两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词源……终曲仅仅是一段漫长而持续的濒死过程的呈现，是生命的消逝。最后一部分，尤其是总谱的最后一页，对那种情境的描绘堪称完美，超越了文学或美术领域的任何其他刻画。”

　　音乐创作具有历史性突破

　　《第九交响曲》时长八十分钟左右，因不同指挥家的诠释而有所不同。四个乐章以非传统的“慢—快—快—慢”结构展开，美国评论家唐斯形容其为“浩大的死亡之舞”，分别象征死亡作为解放者、舞伴、敌手与慰藉者。

　　第一乐章：行板（D大调），是慢速的，结构为扩充的奏鸣曲式。音乐似乎是作曲家在与死神对话。乐章以圆号与竖琴的微弱动机开场，仿佛死亡的脚步声。第二小提琴奏出断断续续的第一主题，这一主题被伯恩斯坦解读为“马勒心律失常的音乐化呈现”。展开部中，长号以最强力度重现主题，象征“生命中的死亡入侵”，而贝多芬《告别奏鸣曲》动机的引用（升F到E的二度下行）则暗含宿命轮回的意味。马勒弟子布鲁诺·瓦尔特评价此乐章为“徘徊在离别悲哀与天国幻觉间的凄美独白”。

　　第二乐章是诙谐仿作性质的兰德勒舞曲。看似欢快的兰德勒舞曲被刻意“笨拙化”，和弦序列的扭曲与节奏错位，暗示传统舞蹈在死亡面前的异化，这是一场被扭曲了的民间狂欢场景。音乐学家唐纳德·米切尔指出，这种处理延续了《第四交响曲》中“舞蹈的死亡”主题，通过不协和音程营造出幽灵般的狂欢景象。

　　第三乐章是回旋-滑稽曲，主要调性为a小调，这个乐章是对世俗的尖刻嘲讽。标题“Burleske”（滑稽曲）揭示了马勒对批评者的反击。乐章以刺耳的小号主题开场，复杂的双赋格结构展现了他炉火纯青的对位技巧。手稿标注“献给我在阿波罗的兄弟”，既指向艺术守护神，又暗喻阿波罗作为瘟疫之神的双重性，隐喻艺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第四乐章慢板主要调性是降D大调，这个乐章似乎代表着永恒的沉寂，弦乐奏出的主题与英国赞美诗《求主同住》的相似性，赋予乐章神圣的挽歌气质。旋律在极高与极低音区游走，中声部的“空洞”象征着生命流逝后的虚无。尾声引用《亡儿之歌》的片段，音符逐渐消散，“如云彩消逝于蓝天”，完成对尘世的最后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