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奇涛编剧、王伟执导的历史剧《人生若如初见》即将收官。该剧聚焦庚子国变后，五位青年赴日留学，于革命浪潮里成长、抉择，历经各方势力角逐，最终见证封建帝制落幕，踏上民族复兴征程。

　　创作者秉持历史非虚构叙事，立足人物偶然性选择，力求平衡艺术张力与历史真实，深入挖掘个体抉择与偶然变量，由此回归历史剧本质，以历史视角回应、观照当代社会，深度解答了历史剧创作如何立足“历史”的核心问题。

　　以实为史，探索“历史非虚构”叙事

　　王伟导演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主张“史诗”交融、以人载史，力求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展现真人、真事、真意蕴。其前作《问苍茫》便以“真诚的历史观”，再现青年毛泽东由追随者蜕变为先行者、开拓者，探寻中国革命正途的波澜历程。与之承续，《人生若如初见》以1900年庚子国变为宏阔背景，塑造了满清贵族梁乡（李现 饰）、革命党人杨凯之（魏大勋 饰）、北洋新军李人骏（周游 饰）、流亡革命者吴天白（朱亚文 饰）以及觉醒女性谢菽红（春 夏饰）等鲜活形象。这些角色身处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洪流，投身清末新政、新军改制、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命运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既凸显了历史演进的必然性与真实性，又铸就了个体命运的史诗气魄与厚重底蕴。

　　为了强化历史场景的真实质感，《人生若如初见》在细节处理上尤为考究。从实景呈现的甲午海战、东京街头的明治建筑，到1∶1复刻的《新青年》杂志、精细还原的《时务报》，再到清代贝勒府原样复刻的扣子、进口粗麻面料军装，堪称历史剧的“细节典范”。编剧团队还深入研读历史文献，精准再现了清末民初特有的语言风貌：梁乡在谈笑间不乏旧式文人雅韵，杨凯之的湖南口音中频现“革命”“共和”等激昂之词，而日本教官的训诫则生硬地夹杂着中文词汇，尽显殖民者的傲慢姿态。当一部历史剧将服饰缝纫手法考据至故宫水准，将密信传递暗号溯源至长沙起义，方能直击观众心灵。

　　而在坚守“历史非虚构”叙事的同时，《人生若如初见》的艺术化重构也面临边界考验。例如，吴天白的人物设定参考了“革命火药王”喻培伦，却被塑造成满脑子革命空想的形象，或使“非虚构”与“合理想象”的界限趋于模糊；梁乡挽救大清无望后与革命党的“合作”情节，深化了其内心挣扎，可保皇派在历史转型期的真实抉择往往更趋多元，这难免有简化历史群体复杂性之嫌。可见，此类艺术加工服务于叙事需求，同时也触及了核心议题：在历史剧的“虚实之辨”中，如何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平衡艺术张力与历史真实，这对创作者而言仍然任重道远。

　　以偶破律，凸显“人物偶然性”选择

　　从《亮剑》中李云龙以草莽气魄消解“英雄”的刻板形象，到《汉武大帝》里汉武帝、卫青、霍去病等角色所牵引的多方势力博弈，再到《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杨家兄妹因信仰裂变而走向命运殊途，编剧江奇涛始终以“虚实相生”的笔法，在大历史的“必然”中书写小人物的“偶然”，呈现个体意志与时代夹缝中迸发的“偶然星火”。正如《人生若如初见》中反复出现的“煤油灯”，仅以孱弱光斑勾勒人物轮廓，却在低照度的明暗对比中凸显宏大叙事中的个体选择和生命韧性。

　　这种“偶然”的“个体选择”，集中表现在梁乡身上。作为清宗室后裔，他留日、归国、寻找出路的轨迹看似被历史必然性裹挟，实则是个人意志的激烈博弈与被动迂回。他与革命党人的合作，既非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认同共振，也非出于逐利本能的投机算计，而是在家族存续危机与王朝倾覆预兆的双重挤压下，对现实困境作出的权宜之计。哪怕是原本被视为禁忌的“剪辫”行为，也是他权衡考量后的偶然选择。这不仅让梁乡的形象突破了传统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更以跌宕的个体命运，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本质。

　　不可否认，历史当然有其内在的必然逻辑，剧中八国联军侵华的炮火、日俄战争的阴谋、清政府的崩塌以及三民主义的觉醒，皆是不可逆转的重要历史节点。然而如果以放大镜乃至显微镜来观察，在彼时“应该建立怎样一个国家”的思辨中，有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有人提倡君主立宪，有人向往更激进的革命。当我们以全知视角审视这些艺术化的人物时，往往将他们简化为史书中的符号，苛责他们与“既定轨迹”有所偏差。譬如吴天白的激进越过了史载的分寸，梁乡的妥协背离了预设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