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花”满眼:时代尘世中的上海风景

“繁花”满眼:时代红尘中的上海风景

  电视剧《繁花》剧照

  黄望莉

  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适逢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处处是时机与进展。青年阿宝在高人“爷叔”、“夜东京”饭馆老板玲子与外贸公司职员汪小姐的大力协助下,快速成长为黄河路上无人不晓的宝总。然而,跟着神秘女子李李与她的新式饭店“至真园”空降这条街,以及深圳股市“过江龙”强总的参与,宝总原本决胜千里的事业变得动荡惊心,他与身边人的关联也担任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由金宇澄同名小说《繁花》改编的电视剧正在CCTV—8黄金强档热播,并在腾讯视连年上线普通话和沪语两个版本。一时间,剧集连同摘得“五个一工程”奖及“茅盾文学奖”的原著再次点燃了公众的话题,和对那个时代的记忆。

  叙事的“留白”与“互补”

  作家金宇澄对《繁花》书名曾作解释:“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比如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对金宇澄而言,《繁花》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必然不会通盘复制原著,“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对于“新生命”的锻造,导演王家卫以故事的里和面作为改编的遵循——作品外观是饮食男女,里面是上海岁月、时代变迁。

  电视剧《繁花》也正是在此叙事逻辑点上对那个时代实时代下的小人物展开描摹。剧集中的“繁花”带有两个层面的意蕴,一则是剧集与原著之间互为“补写”与“留白”,影像在故事上饱满了笔墨的留白,而剧集的未竟处召唤着观众去原著中探求谜底、互为参照。这种创作伎俩在电影中常见。另一重“繁花”之繁或者在“王家卫电视剧”的作者属性里晕开。此次,导演放弃以往电视剧线性叙事的惯性,采用了多线叙事,在人物与人物之间搭建起叙事联系,以增补原著中必要填写的“留白”。

  王家卫的剧集“首秀”《繁花》依然让人能清晰地感受到“王氏”高度风格化的镜头语言和双时间线交叉叙事。这部剧集在原著根蒂上去繁就简,将故事集中在“阿宝”的身上,习惯于第一人称叙事并络续地将故事往返穿插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物关联的前因后果联系,也道出了上海作为前沿城市的时代海潮。

  剧集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以王家卫式的影像再现那个时代的景观之时,也大量地插入了记取片段,真实的时代感扑面而来。至此,《繁花》以斗胆而又激动的叙事节拍引领观众走过时间的长河,剧情在发展过程中络续转折,与角色内心的改变相互呼应,使得故事既富有悬念,又富有深度。

  “上海性”人文景观的再造

  观剧前对于王家卫导演的期待与疑虑并存。《妙技年华》中的上海与1990年代的上海各从容他的镜头下该有何区别?显然,这部剧集陆续了《妙技年华》中的高比拟度光影的营造和饱和色块的大量利用,黄河路上过于密集的霓虹招牌无不昭示着交错迷离的观影体验。然而,客观来看,由于整个剧集有着明晰的故事底色,王家卫让人物的旁白和对白在吴侬软语“嗲来兮”的台词的机锋下,显现了激烈的商战博弈。

  剧集《繁花》用极致的匠心营造“上海性”,并将之放大和细腻呈现。

  首先是采用了完全真实地名的利用。如叙事的主要街道“黄河路”“进贤路”等,以及随剧情推进转场到的外滩27号、台词中时不时说起的西康路101号等,无不透袒露浓浓的时代感和大上海在时代变革之初的独特征。

  其次,剧集在前几集里除了主要交卸时代变迁的故事配景,更为紧张的是交卸分歧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性,以凸显角色所独有的上海气质。胡歌扮演的阿宝和唐嫣扮演的汪小姐人物线索非常明晰,不用赘述。而剧集中最具有叙事魅力的应当是马伊琍扮演的玲子和游本昌扮演的“爷叔”。玲子作为相对精明的女性形象,在阿宝的眼里,更是救命知己、有“侠气”的女人。“爷叔”是上海人对尊敬的长辈的统称,放在这里作为一种上海特有的、代表了传统上海做生意人物的气质,是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符号。当然,李李作为新兴的贸易代表、新兴的贸易势力,进入到这一叙事空间,她所在的“至真园”也就与她的形象一样,成为经典空间和举止的人际关联中的“异质”。

  上海趣味中投射上海精力

  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作为时代发展的前沿,其过往汗青再度登场,以“爷叔”为代表的旧时记忆再度引导了新一代“弄潮人”阿宝,他们的日常生活趣味施展在上海的美食描述、中西合璧的道具陈列、海派建筑与室内空间的呈现上。在这部剧集里,王家卫再次将镜头对准人物、对准光影中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