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最热的几天，话剧《鳄鱼》在上海大剧院巡演，连演三天，场场爆满，200分钟的演出时长，观众反响热烈。《鳄鱼》为什么会受到关注？不仅仅是因为这部戏剧作品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创作的第一部话剧作品，也是莫言从小说转向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对他个人创作而言，此前人们谈论较多的，是莫言的小说创作；而此后就会有莫言与戏剧创作的话题出现。

　　对于莫言的剧作，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出，一些人从一开始就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莫言写小说可以获诺贝尔文学奖，但写剧本未必能够成功。至于央华戏剧作为一家民营演艺公司，它有实力将莫言的戏剧成功搬上舞台吗？面对这些疑问，我想凡是在上海大剧院现场看过演出的观众一定会深有体会。原先以为200分钟的演出时间，中间没有中场休息，会让人难受。没想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越到后面，剧场的演出效果越好，随着舞台演出内容的推进，遇到一些具有讽刺意味的台词，观众席上会传来轻轻的笑声，与舞台表演形成互动。

　　看完演出，让人想得比较多的，不是小说家莫言以及他个人的创作情况，而是与当下戏剧创作和展演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剧本创作问题。剧作家和编剧可能很多，但像莫言这样写剧本的，可能不多。在《鳄鱼》之前，莫言已经有《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戏剧作品，但都没有在上海巡演过。《鳄鱼》巡演消息公布后，私下里听到几位剧作家对《鳄鱼》的议论，主要意见是认为《鳄鱼》不像一般戏剧舞台上上演的话剧，整个戏剧结构是围绕一条鳄鱼组织的，这有点荒诞；戏剧冲突，如果不是荒诞剧而是写实剧，照着现实生活的写实模样来处理人与鳄鱼之间的关系，有点不伦不类，人为编造的痕迹明显。有人称《鳄鱼》是“魔幻戏剧”，这“魔幻戏剧”是说得比较好听，其实是随心所欲，随意发挥，写到哪里算哪里，没有什么戏剧章法可言。

　　撇开《鳄鱼》的戏剧结构和戏剧冲突不谈，我想到的，是戏剧结构和戏剧冲突有没有固定程式。可能有一些编剧会认为有，但我认为这种所谓的戏剧冲突和戏剧结构程式只是相对的，也就是服务于戏剧创作和舞台表演的具体需要，而不是创作、表演要削足适履，为程式而程式，盲目服从所谓的戏剧创作、演出的既定模式。

　　尤其是话剧，它与传统戏曲更加不同，传统戏曲可能还有一套固定程式，类似于古典诗词曲，有自己的曲牌、起承转合等套路，话剧作为一种现代戏剧样式，与现代白话文在艺术精神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吾手写吾口”，“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的创造、解放精神。所以，我们看一个时期中国戏剧的创作状态是不是活跃，最重要的标志是看这一时期的话剧是不是有创新、创造精神，是不是有一批优秀的剧目脱颖而出。

　　20世纪戏剧史上，各路人马跻身话剧创作，不仅创造了中国戏剧的兴旺时期，也创造了很多戏剧史上的奇观。这奇观之一，就是一些小说家将自己的创作触角延伸到戏剧领域，创作出了一批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与职业编剧创作之间，是有些不一样的。

　　中国话剧史上可以对比的，是曹禺与老舍的戏剧创作。曹禺作为职业剧作家，一生没有小说创作，主要精力都集中在话剧创作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剧作家和编剧；而老舍先生，最初是以小说家名世，抗战时期写过不少鼓词、唱曲，配合抗日宣传，逐渐进入戏剧创作。茅盾先生当时还对老舍的这一创作现象予以肯定。从老舍最初创作话剧到1957年《茶馆》完成，这中间的转型之路，至少走了十多年。这十多年间，他对戏剧艺术慢慢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与像曹禺这样的职业剧作家不同，曹禺在谈《雷雨》的创作体会时，讲得比较多的，是戏剧与戏剧之间的师承关系，如他的《雷雨》与古希腊戏剧在命运观上的关联；是剧中的人物性格问题，像繁漪的性格、周朴园的性格等，都曾是曹禺和戏剧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老舍也关注戏剧人物性格，但他在谈《茶馆》的创作经验时认为，对于一个写惯了长篇小说的作家而言，在剧作中根据剧情需要多安排一个人物，强化一点性格特征，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最难的是戏剧结构怎么将这些人物、情节、故事都拢到一起，让整台戏出彩，让观众在剧场里坐得住，看得入迷，这才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老舍的《茶馆》与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就是《茶馆》中的人物特别多，有人统计有90多个人物，而曹禺的《雷雨》只有八个人物，《茶馆》十分之一的人物数量都不到。这或许就是小说家与剧作家写剧本的一个明显区别。如果从舞台演出经验而言，曹禺的剧作显然更适合上演和巡演，老舍的剧作如此庞大的演出人员，对剧组而言就是一个沉重的包袱，至于如此庞大的演出团队要四处巡演，那更是增添了演出成本和出行困难。所以，老舍的朋友张恨水在看了《茶馆》剧本后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物太多，怎么出去巡演？或许，老舍创作《茶馆》时，根本不考虑巡演不巡演的问题，焦菊隐与老舍商量剧本时，这方面的顾忌也没有太多，因为在他们的创作谈和导演记录中基本上没有这方面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