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托比”的超越式回归
文/赵月斌
如同梅尔维尔笔下拒绝抄写的巴托比，刘致福的创作生涯也经历了意味深长的悬置。自1993年小说集《大风》出版后，这位初试锋芒的青年作家便投身公务，自此在文坛沉寂无声。直到二十多年后，才以《山歌》《海岛四记》《大红的歌唱》等淬炼之作低调归来，并辅以大量情感醇厚的散文随笔。这位远归的还乡者，从未忘记诗的本分。沉潜多年，只为回到语言的故乡。
这一次归来，并非简单的写作重启，而是一场再造自我的美学重构。复出的刘致福，既延续了早期的先锋探索，也将自身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更具普遍性的存在拷问。他是“60后”作家群中少见的“中断—复出”典型，其写作轨迹本身已成为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代际变迁的重要样本。在他身上，公职人员的自律与文学的自觉交织互渗，最终在后期创作中凝聚为一种直抵澄明的内在力量。
刘致福的小说在题材上城乡融通、今昔交汇，以一种时空绵延的宏阔格局描绘出发人深省的现代命题，本文意在论述他在叙事场域、人物塑造、结构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做出的审美锤炼，并着重探讨植根在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及其积极介入的启蒙精神：他以深沉的反思展现个体与历史旧债的纠缠；以托言荒诞的病理报告解剖人性异化的时代症候；以自审自讼的当代寓言构成对生存困境的隐喻性书写。那位曾因一本无名旧书打开灵窍的山村少年，即便历经风雨蹉跎，其后作品仍不乏温润的锋芒。这位重拾笔墨的写作者，终以尽心知命的姿态，完成了对精神原乡的超越性回归。
刘致福《山歌》封面平面图
一、时空折叠中的世界之魅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刘致福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总共三十多篇，大多收录于小说集《大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和《山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本文引述其小说多出此书，不再一一注明）。这些作品多数创作于三十多年前，当时作者才二十多岁，文笔却格外悍勇，至今仍不失其沉厚。它们自然少不了青春的迷狂，又含蕴着企图勘破世相的三昧真火，哪怕已然事过境迁，那种理想年代点燃的激情，依旧带着灼人的烈度。这些生气凛然的“少作”，即便偶有稚拙，甚或机锋生涩，却总是具备独特的价值，它们像无法复制的老料孤品，抟揉了岁月的尘埃，亦经得起重新审视。尤为可贵的，是这位归来的小说家并未失去少时的“神力”，近年发表的新作不仅猛志犹存，而且更为辽阔，通透，他以别样的虚构能力创造了一个无比丰赡的玄妙世界。正如作家张炜为《山歌》作序所言，“它呈现出多种生活画面，从农村原野写到政府机关，又从僻地乡间写到大都市，故事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和乡民、军人；从时间脉络上看，也拖曳得很长，甚至从当今延展到了抗战时期。这些文字色彩斑斓，摇曳多姿，汁液饱蓄，绝不干涩。”张炜赞其善用时空交织，立体呈现人性与生活角落，确乎一语中的。
刘致福的时空场域、人物形象及其语言风格，似乎没有多少出奇之处，却在克制的叙事中蓄集了易燃易爆的万千思量。他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住地家山当成了故事的发生地。所以他的小说人物主要生活在胶东昆嵛山地区或省城济南。像《五月花开》《蜜月旅行》《良宵》《晕眩》等作品，就直接写明了济南的英雄山纪念碑、千佛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大纬二路、燕山小区；《大水》《四重奏》《落英缤纷》及《粮食》《恋歌》等系列抗战小说中的陈驾夼、磨磨山（嬷嬷山）、东浪暖、西浪暖这些地名无疑源自胶东第一大山昆嵛山，所谓南山、南河大概就对应了他老家村南的山岭河流。“济南—昆嵛山区”这种分跨城乡的地域关系，当然只是小说家驰骋想象的虚构空间，却也恰好对应了刘致福的生平行迹。不过作家有时也会打破地域的局限，让他的人物走出山东半岛，把他的原乡故事带到西北戈壁滩（兰州、武威）、南方海城（海南岛海口），乃至美国的洛杉矶。作家显然并未陷于狭隘的“在地”书写，他的文学地理既有其广阔的腹地，也可以逾山越海，问道于无涯。
从时间背景上看，刘致福既着力于亲历亲见的现实，亦不忘反观近在眼前的历史。虽然他的作品总量不大，时间跨度却不短，从解放前的战争年代、建国后——“文革”时期，延至改革开放初期，基本涵盖了多半个世纪最为重要的时局变迁。《油画》《雷电波尔卡》《闲章》《晕眩》《舞蹁跹》《空巷》等城市叙事，主要侧重于触手可及的“当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作家的写作时间近乎同步；乡土叙事中的《山歌》《老歌》《粮食》《恋歌》等作品则侧重于“过去”，是作家未曾经验过的抗战、文革时期；《大水》《落英缤纷》《四重奏》《玉镯》《蝴蝶》等作品又侧重于“近时”，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作家有所知悉的乡村生活；另外像《落霞》《寻找惠兰》《五月花开》则是跨越城乡、今昔交汇，以“当下”回应过去的解放战争年代、知青时代或大学时代。历历在目的现实图景加上迷离恍惚的历史镜像，形成了虚虚实实的回光效应，也让作家跳出了单一的线性时间模式，进入了一种往复叠进的跨时空叙事，小说里的故事时间尽显纷繁错杂，文本的叙述时间也变得摇曳多姿，由此勾连出跨越几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史。
刘致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