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区域》夺得第96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项，影片用声音和影像创造出一种具体可感的“平庸之恶”。

　　1961年，德裔思想家、犹太人汉娜·阿伦特应《纽约客》的邀请，去耶路撒冷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的庭审。结果她所见到的艾希曼与想象中的恶魔大相径庭：他看起来像一个枯燥乏味的老职员。她在写给自己的老师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这样描述了对艾希曼的第一印象：“他其实挺笨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也不笨。”随后她写下系列文章，并写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掀起轩然大波。

　　何为“平庸之恶”？

　　因为书中将艾希曼描述为“平庸的”（实际上这个词几乎到最后才出现）、并没有深度思考能力的人。他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三世或是那种“一心想做个恶人”的人，更像是一个努力工作以期晋升的职场老黄牛。另外，她在书中对战时犹太社团的领导层直接发出了指控。在战后犹太复国主义话语迅猛的语境下，阿伦特的言论遭到了几乎一边倒的讨伐。我们暂不讨论涉及犹太问题的部分，主要的问题是“平庸之恶”当时被理解为替纳粹恶魔的罪责开脱，仿佛艾希曼只是一个机械的执行者。这印证了他本人所说的自己只不过是“希特勒毁灭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或许我们应该承认，阿伦特当年并没有看到足够的关于艾希曼在奥斯维辛以后的文献——他在长期的流亡中从未放弃过纳粹意识形态，并妄图联合一些人。在法庭上的木讷很可能是他掩饰自己的面具。但值得注意的是，思想家指出的“平庸”指的是“恶”本身，是“恶的平庸性”——恶本身就是平庸、没有深度的，并不是说只有一个艾希曼是平庸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情节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恶的平庸性”。《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魔鬼夜访伊万·卡拉马佐夫，在魔鬼的步步逼问下，那个在讲述“宗教大法官”时雄辩的伊万成了一个狼狈的小瘪三。再滔滔雄辩的外表也难以掩饰内核的平庸。平庸并非指“普通”或“底层”。“不思考”是相对于“思考”而言，对于思想家来说“思考”是非常高的要求。在阿伦特的框架里，思考大约意味着在“本来意义上的人”的方向思考。

　　艾希曼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杀人，但是纳粹意识形态将基于恶的种族/民族仇恨倒转成一种“正义”，并且让这种“正义”（某种历史目标）成为一种新的市民准则。市民以此为“最高正义”，并以这种虚假的正义为理由对恶选择允许，因为那都是为了“最高正义”而必须发生的。这个“最高正义”的诱惑如此强大、如此闪闪发光，令他们拒绝且敌视了更进一步的“思考”——这便是“平庸”。比如，对于大屠杀有两种屏蔽的态度：一种是“选择性遗忘”；另一种是“假装不知道更正确”，而平庸就更近于后一种。

　　我们可以通过艾希曼在奥斯维辛的竞争（党争）对手、突击队大队长鲁道夫·霍斯来理解这个“平庸之恶”。霍斯1947年被判绞刑。他在临刑前依然认为，纳粹的意识形态是合理的。霍斯和大多数党卫军一样，出身于市民阶层（他的父亲是一个从小给他灌输纪律与服从思想的推销员），靠一路奋斗获得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赏识，是最核心的纳粹分子之一。正是他负责设计了大型毒气室，使得几百万人命丧他手。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他正是纳粹市民意识形态的成功学典范：靠个人奋斗走上人生巅峰，有一个看似完美的、宣传片中的雅利安家庭，生活优渥。这种成功正是与实践了国家“最高正义”（消灭民族国家的敌人）密不可分的。

　　但我们在这里不难发现民族国家神话的伪崇高与市民阶层理想的真世俗交织在了一起。而据说法西斯运动的群众基础正是市民阶层、小资产阶级（但这种阶级判断今天看来显然过于简单）。他们既无宗教信仰（霍斯即抛弃了宗教），也不可能做出“人本来意义上的人”的选项，而拥有富有的物质生活（同时也需要大多数人比自己穷）则是他们真实的选择。这种价值取向在如今看似乎也俨然成为了一种“正确”。这是否也能借用于理解当下全世界隐藏的法西斯危机？

　　“利益区域”是什么？

　　英国导演乔纳森·格雷泽的德语电影《利益区域》是去年、今年世界各大影展的大赢家。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正是霍斯一家。我们前文的“铺垫”正是为了更好地去理解这部电影。格雷泽用声音和影像创造出一种具体可感的“平庸之恶”（摄影师为拍摄了《修女艾达》《冷战》等优秀作品的波兰艺术家。他这次没有用擅长的黑白，而是用低饱和度、高压抑感的彩色影像，主要是广角镜头和自然光线完成了这部作品，有几分像帝国军官生活的纪录片）。